说说中国和欧洲的农民起义有何区别？
起义溯源：古典文献中的起义与农民起义的演变
您的问题深入而富有历史底蕴。对于起义二字，历史的长河中确实蕴含了丰富的内涵和变迁。我们要探讨起义这个词在古典文献中的出现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
古典文献中，起义一词早已存在，但其含义和用法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演变。经过我对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的电子化计划检索发现，关于农民起义的词条并不多。起义词条则频繁出现，如《水经注》中的汝南太守周矜起义于悬瓠者，以及《三国志袁绍传》中的袁绍起义等。这些例子都展示了起义在古代文献中的使用情境。
接下来，我们聚焦农民起义这个词的演变历程。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个词的使用并非一直频繁。在民国时期，报刊杂志以及学术界都较少使用农民起义这个词。有趣的是，这个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在书籍和报刊中大量涌现。这一变化反映了社会历史背景的变迁和人们对农民起义的认知变化。
进一步探讨农民起义在欧洲的情境，我们会发现中国与欧洲农民起义存在诸多异同。欧洲的农民起义往往与宗教、社会阶级等密切相关，而中国的农民起义则更多地与土地问题、政治压迫等因素相联系。这种差异反映了两个地区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的显著差异。
起义一词在历史文献中的出现与演变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话题。农民起义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在中国和欧洲的不同表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两个地区历史和社会背景的窗口。希望这些探讨能为您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在遥远的岁月中，开明书店的中学生丛书于1934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晚明流寇》（王耘庄著）的书籍，专为初中学生的课外阅读而精心编撰。此书深入挖掘了农民的六大根源：天灾流行、赋税繁苛、政治腐败、外患频仍、兵变迭起以及乡官虐民。尽管作者对农民遭遇充满了同情，却仍采用了“盗贼之祸”的表述，而未使用“农民起义”这一词汇。
早在193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蔡雪村著）以及1935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薛农山著）等著作，也均未采用“农民起义”的说法，而是多使用黄巢、流寇之乱等词汇。值得一提的是，蔡雪村曾是留苏地下党成员，薛农山亦曾加入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他们都是左翼学者的代表。与此相对，钱穆、吕思勉等非左翼学者，其作品中则更少见“农民起义”的表述。
时间流转至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他强调，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篇文章具有里程碑意义，为50年代“农民起义”一词在学术界和报刊书籍中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中国农民起义论集》前言中，更是以毛泽东的论述作为指导思想。
对于是否使用“农民起义”这一词汇，民国史家之间存在分歧。钱穆的解释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尽管可以从原因上理解并同情农民，但在定性上，很多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常只带来混乱和破坏，而缺乏有意义的进步。他进一步举例，如秦末的刘、项之乱，明祖崛起，以及汉末黄巾、黄巢、张献忠、李自成等，多数情况只见到倒退而无真正的上进。即使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的近代中国民族革命，其扰乱除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创伤外，真正的建设和成就又在哪里？
简言之，动机层面的正义，并不能掩盖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以李秀成谈太平天国的起事为例，虽然初期裹挟民众出于正义动机，但其手段却难称正义，如放火烧房、严格控制士兵私财、刺字断归路等。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屡见不鲜，因此民国史家在使用“农民起义”一词时更为审慎。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到了太平天国的一系列行动和由此带来的后果。这支力量每到一处，都会大肆掳掠，并且会选择当地的无赖来帮助他们搜寻财富。苏州在太平天国之战后，人口锐减，损失惨重。根据当代人口史学者的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人口损失总数高达7330万。这样的损失，显然无法将其视为一种正义的行动。这也是钱穆感慨如果太平天国成功，那整个中国历史都会被视为失败的原因。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欧洲，虽然都有农民和起义，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如何界定农民和农民起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非所有的农民都能被称作农民起义。一场农民要被称为农民起义，必须考察其动机、手段和诉求是否正义。
很多我们过去视为农民起义的事件，其实只是农民，甚至有些连农民的定义都不符合，因为它们的目的并非为了农民的利益。例如，《天朝田亩制度》中，将农民视为低贱之人，违反规定者会被贬为农。这种制度并非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设，此类行动不能被简单地称为农民起义。
与太平天国不同，中世纪欧洲的很多农民有其独特的原因和背景。例如，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其直接原因是人头税的大幅增加。这种重税让农民无法承受，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和幕府当时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
农民起义和农民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量。太平天国和中世纪欧洲的农民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起义军在泰勒的带领下攻入伦敦城，捣毁了萨伏伊宫，该宫的主人——兰开夏公爵，无力阻挡起义的浪潮。起义军不仅在伦敦城内递交了请愿书，而且在城郊向国王表达了他们的诉求。尽管国王似乎有意妥协，但起义军依然攻占了重要的王廷要塞——伦敦塔。在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双方再次展开谈判。泰勒的漱口和要啤酒的行为虽被伦敦市长解读为挑衅，并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但起义军已向国王表明了其真正的诉求。
这些诉求并非空穴来风，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起义军的主要要求包括废除农奴制（这一制度在英格兰东南部仍根深蒂固），废除黑死病后的限薪劳工法，让百姓有权参与乡村政务，以及消灭英格兰教会的世俗财产。这些要求在当时并不激进，甚至得到了兰开夏公爵的支持。威克里夫的教会改革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为起义军提供了思想武器。
与此在德意志南部和中部，一场农民起义也在1525年爆发，涉及现今的奥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区。许多农民身为农奴，负担沉重，而伯爵、修道院长和骑士等小领主却日益富有。这些看似强大的小领主实际上拥有自治权，他们常常占据几个村落，既是大地主又是领主，这种双重身份引发了农民的强烈反感。
德意志南部的农民不仅发起了，还展开了宣传攻势，为自己辩护。他们简洁明了地归纳了自己的主张，并作为宣言四处印发。《梅明根十二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份文献明确提出农民有权选举乡村牧师，废除农奴税，削减什一税等要求。农民还希望能自主决定公共林地、牧场和水源的使用权。他们要求地方法庭尊重当地习俗，不采用那些夹杂罗马法的法规。这些要求的提出反映出农民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渴望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根据《中世纪欧洲史》中的描述，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差异。在中世纪的欧洲，农民往往针对的是直接施加压迫和剥削的中小领主。这种反抗在正义性上往往大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在中国郡县制度下，农民往往更倾向于成为盗匪式的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对抗国家机器。大规模的在力量足够之前更倾向于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代表民众利益与国家机器对抗。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农民起义的不同特点和发展路径。
无论是英格兰的起义军还是德意志的农民，他们都曾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的起义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尽管最终他们大多被镇压但他们的精神将永载史册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这种差异，并非源于民族性格的固有特点或东西方农民的思想觉悟水平差异，而更多的是特定环境下的理性应对之举。在中国的郡县制下，地方官吏在多数情况下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去镇压。者在地方州县掳掠百姓的风险远低于直接对抗中央的力量。然而在欧洲领主分封制的环境中，者掳掠其他领主领地上的百姓的风险未必低于直接对抗自己的领主。这种差异源于中央集权与封建分权的根本不同，也导致了者与统治阶层对话的机会存在巨大差异。
随着历史的演进，进入近代社会后，由于国家机器对基层的控制力显著增强，这种差异已经逐渐消失。以俄国为例，列宁曾在1922年承认，在1921年以前，农民在俄国普遍存在。然而今天，这种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原因在于中央实施了更为宽松的新经济政策，取代了之前严苛的粮食集中制。
农民起义这一历史现象，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尽管都出现过农民起义的浪潮，但由于社会制度、政治结构以及统治策略的差异，这些起义的动因、形式以及结果也各有不同。深入了解这些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也能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的各种现象提供独特的视角。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奇技网频道，一起探索历史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