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绩效考核”，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在历史的长河中，黄仁宇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为我们揭示了历史的奥秘。他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书籍，纵横中文知识界，引领了历史研究的潮流。其中，他特别钟爱的数目字管理，更是成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众多作品中，黄仁宇多次提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在这本书中，数目字管理的概念被提及至少二十二次，是全书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拥有数目字并不等同于能够依靠它们进行有效的管理，有效管理的对象是谁，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有时候，过于依赖数目字进行管理，未必会带来社会的良性运转，反而可能引发民生悲剧。
张居正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为了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在官僚系统内实施了一套名为考成法的新政绩考核制度。这套制度要求根据路途的远近和事情的缓急，为政务定下一个执行期限，并设立复盘检查机制。考成法的实施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导致了官不聊生和民不聊生的局面。
究其原因，与张居正寄予考成法的两个隐秘目的息息相关。考成法旨在打压言路，以巩固张居正作为改革主持者的绝对权力。通过考成法，张居正成功地将六科言官和御史的政治命运牢牢掌握在内阁手中，从而取消了他们的独立性。这不仅导致了体制内批评之声的全面压制，还使得张居正实现了以一己之言为核心的一言堂。
考成法的另一个目的是对民众和官僚集团实施数目字管理。这种管理方式主要关注官僚集团面向底层百姓的工作完成情况。这种管理方式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数目字的高低与惩罚力度的强弱并不取决于实际的工作成果，而是主要取决于皇帝们花钱的多少。这样的管理方式无疑加剧了官员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朝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整理了明朝的财政状况。他深入剖析了数目字管理在明朝财政体系中的运用及其带来的问题。这种管理方式自朱元璋时代就已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逐渐显现。官员们为了完成数目字任务，往往不顾民众的实际情况，强行征税征粮，导致了民不聊生的局面。
黄仁宇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分析，揭示了数目字管理的利弊得失。他提醒我们，在追求数目字的更要关注管理的本质和目的。否则，过于依赖数目字进行管理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张居正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在推行任何改革时都要慎重考虑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在古代中国，官员的治理方式与百姓的生活状况息息相关。张居正的考成法和清丈条例，虽然在理论上是为了整顿吏治、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但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对百姓造成了深重的负担。
考成法将官员的仕途与赋役完成情况高强度挂钩，使得追比升级为酷比，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考成，不惜对百姓采取残酷的追缴手段，甚至滥用酷刑。百姓在无法忍受剥削和压迫的情况下，只能抛弃田宅，成为流民，这无疑是竭泽而渔的举措。
张居正的清丈条例，本意是为了清查漏税的田产并追缴欠税，将土地信息变成数目字，以便朝廷掌控。这一政策的实施同样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完成清丈任务，官员们对百姓进行残酷的盘剥，导致百姓失去生活的依托，纷纷逃离家园。
邹元标和张居正之间的冲突，反映了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荒谬和混乱。邹元标指出张居正的考成法被滥用到了荒诞的地步，甚至导致了滥杀无辜的悲剧。艾穆也曾试图反驳张居正的不合理之处，却因为坚持正义而遭到了残酷的惩罚。
张居正的数目字管理，虽然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却成为了一种压迫百姓的工具。他对经济的控制和对官员的严格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整顿了吏治，但却没有真正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相反，他的政策反而加速了百姓的逃亡和土地的荒废。
张居正的考成法和清丈条例虽然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对百姓造成了深重的负担。这也反映了古代中国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如何平衡国家管理与百姓生活的关系，如何确保政策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历史上的张居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提醒我们在治理国家时，必须充分考虑百姓的利益，避免过度压榨和剥削。古代盛世背后的民生真实情况，往往并非我们所见的光鲜亮丽。电影《大明劫》所揭示的，便是古代盛世背后，民众所面临的严峻生活现实。这一切，与张居正的数目字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居正的数目字管理，并非全面的、无差别的管理，而是一种基于权力高度任性的选择性管理。在清丈田亩的过程中，这种权力任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张居正为了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推动了清丈田亩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吏恶意放纵，将苛捐杂税合并到一条鞭法中，转嫁给普通民众。张居正对此虽有约束，但对参与清丈的官吏全盘免责，甚至以皇帝的名义下发文件，要求严惩那些阻挠清丈田亩工作之人。
这种宽严不均的政策，与严苛的考成法结合在一起，导致地方官员在清查百姓田亩时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使用短缩步弓等不符合标准的工具来丈量土地，甚至将山坡、坟墓等纳入统计数据，以完成朝廷的绩效目标。这些做法虽然满足了张居正的数目字管理，却对民众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
张居正的数目字管理还体现在对朱明皇室和官绅集团的不管理上。他虽知道皇室开支和官绅优免是财政负担的重要原因，但却选择不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导致税赋负担全部压到了底层小民头上，底层小民不堪重负，只好跑去依附官绅。朝廷能够征税的户口基数越来越少，税赋压力却越来越重，最终导致了民众抛田弃宅、背井离乡的恶性循环。
张居正的改革初衷是解决朝廷财政问题，他的数目字管理却带来了诸多弊端。这种基于权力高度任性的管理方式，不仅未能实现黄仁宇所期待的时代转型，反而成为一场巨大的民生灾难。
在这一背景下，张居正的考成法、清丈田亩的选择性管理以及对皇室和官绅的不管理共同构成了他的数目字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既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也揭示了权力任性的危害。
参考文献：
1.赖建诚《热度与亮度细读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2.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3.（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
4.刘台《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
5.萧彦《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禆治安疏时政五事》。
张居正的数目字管理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暴露了权力任性的危害。在权力与民生的博弈中，如何平衡权力与责任，如何确保权力的公正运行，值得我们深思。在明朝万历年间，一场关于国家治理的改革悄然展开，这场改革被称为“绩效考核”，它并非如字面上那样简单，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的背后，是张居正及其同仁们对国家治理的深思熟虑和大胆尝试。让我们一同跟随历史的长河，探寻这场改革的源头和影响。
《万历疏钞》中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胡铁球在《新解张居正改革以考成法为中心讨论》中详细阐述了张居正的改革思想，特别是他的考成法，这一制度对于明朝的行政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亟斥辅臣回籍守制以正纲常疏》同样揭示了当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改革的必要性。
艾穆的《恩谴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也为我们揭示了明朝末年的党争与改革的关系。与此《明史卷二二九》中的艾穆传，让我们对明朝的历史人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命运与改革紧密相连，他们的决策与行动，都在推动历史的进程。
万明的《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为我们揭示了张居正改革的深远意义。张居正的《答山东巡抚何来山》展现了他在改革中的决心和智慧。《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皇帝的视角，让我们理解改革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如何推进。
温纯的疏文转引自胡铁球的研究，揭示了明朝的“绩效考核”背后的复杂性和困难。这场改革试图解决粮食税收的问题，但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尽管如此，张居正及其同仁们依然坚持改革，力图为国家带来长远的好处。他们的努力，虽然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争议和冲突，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明朝的“绩效考核”虽然是一场挑战和困难重重的改革，但它也是明朝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揭示了明朝人民对于国家管理的思考和尝试，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和启示。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们的频道，一起探寻历史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