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气功热是如何席卷全国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气功热潮席卷了中国。全国上下，从城市到乡村，从老人到孩童，都深陷于气功的魔力之中。这一时期，气功大师受到了如明星般的追捧，而全国更是涌现出了数十家气功报刊和大量的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等也应运而生，遍布各地。

这一热潮不仅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追捧，更在官方和科学界得到了重视和认同。例如，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的成立得到了张震寰将军的鼎力支持，而钱学森教授则担任名誉理事长。世界医学气功学会也得到了卫生部的大力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气功成为了一种社会运动，成为了人们表达社会与精神需求的重要途径。

气功，这一神秘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唐代道教文本中，但直到近代才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在气功热的推动下，各种名为“香功”、“智能功”的功法纷纷涌现。这些功法都是由一些偶像级的气功大师所创立并传承的。加入这些功法的人们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共同修炼。

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些气功界的领导人物用“界”来指称自己的团体。在合法的社会空间内，从公园里的练习者到国家资金支持的学术会议和仪式性聚会，各种不同的气功组织间形成了紧密的网络。大量的气功杂志和书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对气功话语的各种阐述、争执和普及。

在这一时期，练习者们运用佛教、道教和中华传统养生观的话语来表述自己的修炼过程。气功不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养生与治疗市场，更成为了人们追求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不同的气功虽然各有特点，但总体来说，它们的自我表述都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是宣扬道德宽容与忍让，二是自觉地将自身与西方科学和官方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

这场气功热自毛泽东时代诞生，历经邓小平时代的巅峰，至江泽民时代结束。其变迁命运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在单位制时期，人们都在单位的围墙内生活工作。在气功热期间，气功爱好者们通过动员原有单位制下的组织力量，成功推广了气功，并将其理念深入人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席卷全国的气功热潮呢？又是怎样的社会背景为其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而《气功热中国的身体、科学与乌托邦》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除了国家控制下的组织如妇联和工会，国家支持的官方气功研究会成为了唯一合法的大众组织。气功运动在这个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促进了不同社会背景、阶层和地区人们的联系，而且这一联系还扩展到了全球层面。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中出现了一种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的意识，这些意识与气功热迅速结合，并在短短数年内形成了各自的组织网络。这些组织中，包括政治人物、科学家和气功大师等，他们在气功运动中发挥着领袖作用，组织资源、塑造共同话语并描绘一个共同的未来愿景。

这些气功组织的宣传口号中，常常涉及促进大众健康、复兴传统中华文明、引领科技革命等社会愿景。他们也有世俗目标，如提高气功研究者的福利，增强气功组织的合法性，以及对抗反气功人士。值得注意的是，气功热主要是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发生，并未沿着传统政治组织网络运作。

气功热的兴起，离不开其独特的文化逻辑。气功大师的个人特质，与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马非常相似，他们因具备特殊神力而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权威领袖。但气功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是，它的修炼并非神意的选择，而是只要有决心和毅力，人人都可以实践。

气功是一种身体体验，实践者通过掌握这种技能，可以经由身体进入一种精神上的另类体验。这种体验蕴含着对另一世界的想象。在这一点上，气功热的基调可以被看作是从社会主义乌托邦进入另一种乌托邦想象的过渡。

气功热的思想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对传统文化断裂的强调，而手段则是通过回溯传统来激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追求。具备卡里斯马特质的领袖们，通过发明传统，号召人们向一种所期待的生活前进的动力来源。

在八十年代初的后毛泽东时代，运动不再成为社会集体行动的主要模式。借助于消费主义和集体欲望的塑造，国家权力所释放的一些信号会以出人意料的能量迸发出来。气功热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它展现出一种对过往神秘力量的追求，与对现代化、科学主义的乌托邦想象齐头并进，从而成为一种席卷全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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