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结义”中华文明尚义渊

在中国历史的辉煌篇章中，三国时期无疑是最引人入胜的一段。其中，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故事，更是成为了千古流传的佳话。这一故事不仅被后世文学作品中频频提及，更成为了忠诚、友爱的象征，深深地扎根于华夏大地的人们心中。

追溯其源头，我们可以发现，桃园结义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在《三国志》等史书中，明确记载了刘备、关羽、张飞三人非同寻常的关系，他们义为君臣，情若兄弟。尽管史书中并未明确记载他们曾在桃园结义，但许多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认为，这一故事并非完全出自小说家的虚构，而是有着历史依据的。

当我们走进涿州，来到张飞的故里——桃庄，似乎就能感受到那份深厚的兄弟情谊。这里的张飞故里保存着许多与结义有关的遗迹，如张飞井、汉张桓侯故里石碑等。历经沧桑，人证物证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桃园结义的圣地。

不仅如此，桃园结义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历史更为悠久。早在三国时期末期，这个故事就开始在民间流传。魏晋间的野史、杂录，唐、宋时的诗歌创作，都对三国人物有所描绘。到了元代，《三国志平话》和杂剧的出现，更是让桃园结义的故事广为传播。其中，关汉卿的杂剧《单刀会》就生动描绘了刘、关、张在桃园结义的情景。

可以说，桃园结义的故事虽然可能并未被所有史书所记载，但它却在民间口头文学中流传开来，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演绎，成为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版本。它不仅仅是历史的再现，更是人们对忠诚、友爱的向往和追求。每一次提及这个故事，都仿佛能让人感受到那份深厚的兄弟情谊，仿佛能让人看到刘、关、张三人在桃园同许下誓言的身影。在远古的元代，《平话》与杂剧所描述的桃园结义故事中，均包含了宰白马、乌牛以祭天地的仪式。《三国演义》第一回也细致描绘了三人于桃园之中，以乌牛白马为祭，焚香结拜为兄弟的场景。为何选择白马祭天、乌牛祭地呢？又为何偏偏在桃园结义？这一切都与古人设祭盟誓的习俗紧密相连。

在古人的观念中，白马和乌牛是备受尊崇的动物。用它们来祭天地，象征着结盟设誓的庄重与神圣。而桃园结义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古人常在特殊的祭林中进行盟誓杀牲。桃园即桃林，因此在这里杀牲盟誓，桃园便起到了祭林的作用。

部分日本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认为，宰杀白马、乌牛祭天地的习俗原是蒙古人的风俗，后来传到了汉族。而汉族对桃树情有独钟，将其视为避邪的吉祥之物，这也是我们汉民族自古以来的习俗。桃园结义可能也蕴含着避邪的寓意。

由于桃园结义蕴含着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关于刘、关、张三人聚首结义的故事情节存在着多种版本。有的传说中，关羽东行至涿州时，张飞在州里。午后的特殊场景成为两人结义的契机。而在结盟过程中，为了确定老大的身份，也流传着一些有趣的传说，如报生辰、比爬树等。但最终，刘备因智高一筹，被公认为大哥。

《三国演义》在叙述三人结义时，摒弃了这些传说，突出了时代背景，将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作为结义的宗旨。这样的描绘使桃园结义在传说基础上实现了质的升华，更加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我们民族尚义的悠久历史传统。

作为中华文明之邦，尚义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品质，也是中华礼义之邦的一个显著特点。桃园结义故事深深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烙印。

我们的先人一向崇尚义，把义作为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义包括重然诺、守信用、扶助弱小、见义勇为、忠于国家和民族等优良品性和德行。这种义，不是儒家所发明的，而是我们民族所固有的。无论是先秦的侠义之士，还是历代的忠义之臣，都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气质和品格。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但义作为一种正义之举、一种优良的品德，仍然值得我们大力弘扬。

正因为桃园结义故事体现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尚义品质，所以能够唤起人们的共鸣，得到人们的赞赏，经久不衰地广泛传播。刘、关、张的结义誓言中的精神无论何时都不会过时。桃园结义的影响深远，常被后人效仿。例如，孙中山先生吸收革命党时，就是在关圣帝君神坛之前焚香盟誓、立志革命的。

如今，虽然我们不提倡结义这种形式，更反对以结义之名行不义之实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但义的积极涵义无论对于国家、民众还是个人，都有其重要的价值，仍然值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