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名伶们各自都有一部鸦片史

在历史的舞台上，明星与伶人的命运似乎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今，当我们回顾晚清民国的京剧伶人，他们的身影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与当代明星因引发的公众震惊相似，那时的伶人，也被视为家常便饭。有人说，“一部演员史就是半部史”，这并非空言。

京剧，这一源自地方戏曲的艺术形式，漂进京城，经过一代代大师的努力，逐渐成熟并繁荣。在晚清民国，它成为了一种非常时兴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它处于绝对优势。名角如“四大须生”、“四大名旦”等，流派纷呈，各自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与京剧的繁荣并行的是吸的风靡。上至仕宦文人，下至普通百姓，都有抽大烟的。京剧伶人抽大烟更是普遍，已成为梨园陋习。许多著名的伶人如汪笑侬、谭鑫培、杨小楼等，都有过史。

其中，汪笑侬的烟瘾最大，每天要抽烟膏二两。他的起床过程就花费一个多小时，各种准备工作都是为了让他能够顺利抽上大烟。可见对梨园名伶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谭鑫培是位唱念做打俱佳的大师，抽大烟也堪称“大师级”。当时清廷禁烟雷厉风行，谭老板却表示没有就无法唱戏。甚至有一次被召入宫唱戏时，他因烟瘾发作未能及时到场，民政部尚书善耆亲自前往探询原因。太后得知原委后竟然特许他入宫抽烟，这不禁让人对禁烟的严肃性产生质疑。

如果说谭鑫培“奉旨吸烟”是一种显荣的话，那么名伶马连良为了而“奉旨唱戏”则被视为耻辱。他曾在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时为了烟土而前往祝贺，后来因此被检举并背负了难以洗清的政治污点。

其他如裘桂仙、余叔岩等也是老烟枪，他们的行为对家人甚至家里的动物都产生了影响。有趣的是，有人宁愿相信能止咳止泻，也不愿相信其无此功效。这或许是因为唱戏的人最害怕嗓子出问题，而能暂时缓解他们的焦虑。

然而在我看来，伶人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赚钱容易，能够承受得起的费用。这与当代明星因提神解压、寻找灵感的借口如出一辙。只是不知如今的明星们是否也会像当年的伶人一样，因为一时的快感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似乎在不断重复，但愿今天的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警醒未来。在清末民国，京剧市场的繁荣如火如荼，名伶们的赚钱速度更是令人惊叹。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的记载，像汪桂芬、谭鑫培这样的名角，他们的收入在当时是“声价绝高”。

谭鑫培除了日常在戏班中的演出外，还常常受邀外出演唱堂会。他的一出戏就能挣得约50两银子的酬劳，这比当时的一品大员的年俸都要高。仅仅唱三四出戏，他的收入就能顶上一品大员一年的工资，足以让王公大臣们羡慕不已。

到了民国时期，戏班子们的收入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据当时的《京报》报道，谭鑫培第五次去上海唱堂会时，一个月的包银竟高达1万块。即使是二三流的角色，他们唱一出戏也能挣得10块2t块银子，而当时北平的一个科员的月薪也不过30块左右。即使是教授或部长，月薪350元也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但与名伶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在那个时代，抽大烟不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更是名角们生活品位的体现。据说当时伶界有个说法：“不抽大烟，不过一千”，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名角不抽大烟，家里没有烟榻的话，说明他的名气不够大或者生活品位不高。抽大烟似乎已经成了名角的标配。

在这种氛围下，伶界的新人们也在前辈烟枪的熏陶下，纷纷有样学样。据说师傅们会在烟榻上教徒弟们演戏，烟盘就像黑板一样，烟签则如同教鞭。在这种舒适至极的环境下，徒弟们不仅学会了演戏，也学会了抽大烟。例如余叔岩拜谭鑫培为师时，谭鑫培就是侧身倚靠在烟榻上，用一只大烟枪给他指点。

一些名伶的毒瘾实在太深，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戒不掉。虽然网开一面，特许他们吸食，但这也反映了伶人与毒品之间的深厚关系以及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正因如此，要求他们以身作则、禁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晚清民国时期，名伶们的生活似乎都与密不可分。他们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也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中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境。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些名伶的故事和他们的史吗？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探索这段历史中的奇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