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如何突破六十岁的？

在古代，皇帝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他们以“万岁”自居，期待永恒的生命。统计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真相：从秦汉至明清，尽管历代皇帝享受着无上的荣耀和最顶级的物质生活，他们的平均寿命却只有大约三十多岁。

这并不意味着皇帝们的生活都是充满艰辛和危险。他们享受着最顶级的衣食住行，有人甚至拥有长生不老的追求，尝试通过各种方式延年益寿。政治斗争的残酷现实让一些皇帝死于非命，有些则因追求长生而误食丹药，最终命丧黄泉。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皇帝的平均寿命。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谈论平均寿命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某个年龄段的人平均还可以继续生存多少年。这一点对于理解皇帝的平均寿命尤为重要。皇帝的寿命统计有一个特殊的前提：被统计的皇帝至少得活到了登基的时候。皇帝的平均寿命基本上不受婴儿死亡率的影响。由于并非所有皇帝都是在儿童期登基，儿童夭折率对皇帝平均寿命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虽然皇帝的平均寿命高于所处时代的平均寿命，但这更多是由于统计上的差异造成的，而非皇帝们所享受到的特定医疗资源所带来的效果。事实上，古代的平均寿命受限于多种因素，其中最核心的是婴儿死亡率和儿童夭折率。这一点在中外古代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皇帝，都面临着这一生命挑战。尽管如此，历代皇帝依然寻求各种方法以求长寿，这也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佳话。据《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所述，我们得知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婴儿的平均存活时长如下：北京猿人时期为短短的14.6岁，夏商周时期为18岁，西周至汉时期为20岁，东汉时期增长至22岁。而在唐朝和宋朝时期，这一数据有了明显的提升，分别达到了27岁和30岁的高峰。至于清朝时期的婴儿平均寿命更是达到了33岁的高峰。这些数据为我们揭示了古代中国婴儿生存状况的艰难和逐渐改善的历史轨迹。

当我们谈及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平均寿命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统计数据：民国时期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这一数据来源于美国学者哈利·赛福特的统计研究，他在1933年得出了民国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为34.85岁，女性为34.63岁的结论。这一结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引用和传播。

赛福特的这一统计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他所使用的数据仅局限于1929-1931年，且调查对象主要是农民，并未包含城市人口。他的计算方法也与后来联合国编制的发展中国家模型生命表存在很大差异。有当代学者使用相同的材料，按照联合国的方法重新计算，得出的结论比赛福特少了约1.5岁。

除了赛福特的统计，还有三份与民国人均寿命相关的统计资料可供参考。第一份资料来自于学者薛仲三的研究。这份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细和全面的数据，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中国的人均寿命状况。通过这些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存在诸多挑战和困难，但中国人在寿命方面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些数据的背后，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环境、医疗条件和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在动荡的民国时期，人们生命的长度受到了诸多因素的挑战。薛仲三利用南京居民的生命统计资料，率先计算出了南京市的人均寿命。那时，男性在南京的平均寿命为39.8岁，女性为38.2岁。这些数据为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

与此广西省也进行了生命统计报告制度的实施，积累了连续四年的宝贵数据。广西学者利用这些资料，经过精细计算，发现广西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在1937年至1940年间有所增长。其中，男性的平均寿命从41.18岁升至41.48岁，女性则从43.3岁升至42.66岁。这一增长虽小步前行，却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于生命价值的重视和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关注。

陈达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根据云南呈贡县的人口死亡统计资料制成的寿命表则揭示了另一种景象。由于霍乱疫情的影响，当地男女的平均寿命受到了显著影响。在不计算霍乱死亡人数的情况下，当地男性的平均寿命是33.8岁，女性则为38岁。当代学者利用相同的资料，采用联合国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比陈达当年的结论高出4-5岁。这反映了统计方法和计算技术的改进对于数据的精确性有着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份资料得出的平均寿命数据并不意味着大部分人活不到这个年龄。民国时期婴儿死亡率极高，即每千名活产婴儿中在一岁以内去世的人数高达170至200人。在统计上，为了弥补这一缺口，至少需要两名成年人活到60岁以上，才能将平均寿命维持在一个看似正常的水平。这样的现实更加凸显了民国时期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的严峻挑战。

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致在四十岁左右徘徊。尽管这是一个看似沉重的数字，但它背后的原因多样且复杂，涵盖了医学水平、社会制度、公共卫生等多个方面的因素。这一时期的生命统计资料为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变迁的轨迹。描绘图中所展现的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乡土气息和历史沉淀。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农村生活正在经历一场由清朝到民国时期的转变，其中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大约33岁到40岁，这一增长并非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而是人类生活进步、医学发展的生动体现。

这种变化，其实质是人类平均寿命第一次飞跃的延续。回溯历史，这一飞跃始于1796年，那一年，英国人琴纳发明了通过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这一创新大大降低了儿童死亡率，使得人类平均寿命得以显著提升。在当时，牛痘接种法在欧洲刚刚推广时，曾引发广泛的忧虑和争议。数学家丹尼尔贝努利利用概率统计，证明了牛痘接种法至少能延长人类平均寿命三年。

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支持这一创新，使得牛痘接种法得到了广泛推广。随着疫情的调查数据不断显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牛痘接种法的巨大价值。因为接种牛痘，英国因天花而死亡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这一消息迅速传遍欧洲，各国纷纷引进这一技术。其中，俄国率先全面强制国民接种牛痘。

不久之后，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这一技术的传入与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行动密切相关。西班牙国王的宫廷御医巴尔密斯负责执行这场接种行动，他率船队游历美洲后，又将牛痘接种技术带到了澳门。这一技术的传入，标志着中国医疗历史的重大进步。

琴纳对于牛痘接种法能够传入中国抱有极大的希望。他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一种回馈，同时也是对人类进步的一种贡献。他深信，既然中国人能够发明并接受人痘法，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全面接受更加先进、更加安全的牛痘接种法。随着牛痘法的传入，人们开始看到了生命的希望与未来。这一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无疑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清朝到民国，中国农村的生活虽然经历了许多变迁，但人们平均寿命的增长却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这背后是人类医疗科技的巨大进步和跨国技术的交流推广。我们感谢琴纳、巴尔密斯等伟大人物的努力，也感谢那些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希望与未来。广东南海的邱熺，成为了最早接种牛痘并致力于推广牛痘法的中国人，他的愿望部分得以实现。之所以说部分实现，是因为中国的守旧与排外心态，使得牛痘法的普及并未如琴纳所料，积极广泛地展开。

尽管邱熺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包括被曾国藩、阮元等大人物奉为上宾，为他们的儿孙辈接种牛痘，以及在自己的著作《引痘略》中进行本土化处理，但牛痘法的传播始终未能深入内陆，无法传播到上海、北京等核心地区。

为了打破这种守旧心态，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接种牛痘，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在《申报》上连续刊登广告。广告中提到，只要前往指定地点接种牛痘，不但免费，还会给予三百文调养费。尽管如此，民众的反应仍然冷淡。进入民国后，尽管民间对牛痘仍持怀疑态度，但部门已经开始积极推广牛痘接种。

北京等城市的种痘局所设立，牛痘苗的自制成功，以及公益产科医院为新生儿免费种痘等措施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在牛痘防治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尽管城市中的执行效果较好，但在农村，由于人手不足以及点花先生的诋毁活动，执行效果较差。

值得一提的是，从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大出血式官方广告，到民国时期的种痘条例，中国在牛痘防治方面的努力与尝试，体现了对民众健康的重视与努力。尽管过程中充满了困难与挑战，但中国在牛痘防治方面的进步与成就，为后来的防疫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次医疗突破都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人类平均寿命的夜空。其中，两次飞跃性的进展尤为引人注目。

回溯到1944年，一位种人痘的先生来到甘肃礼县白河乡，却无意中引发了一场天花流行，使得周边三县都受到了影响，民众的生命遭受了巨大损失。虽然这场事件令人心痛，但这也标志着中国终于赶上了人类平均寿命第一次飞跃的尾巴。这一时期，随着牛痘法的普及，人类的平均寿命开始有了显著的提升。

紧接着，人类历史的脚步迈入了20世纪前半期，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药物的发现，犹如一阵春风，吹散了笼罩在死亡之上的阴霾。英国人弗莱明早在1928年便发现了青霉素的神奇功效，但直到1943年，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才找到了工业化量产青霉素的方法。在诺曼底登陆战中，青霉素的应用大幅度减少了因伤口感染而死亡的士兵人数，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青霉素的发现，以及随后出现的磺胺类药物和链霉素等，意味着人类第一次可以治愈由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这一进步具有划时代的巨大意义。随着这些药物的出现和普及，人类的平均寿命开始跨越新的高度。美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从1900年的牛痘法普及时代开始，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7岁；到了1930年代，随着磺胺类药物的普及，这一数字上升至接近60岁；到了青霉素普及的1960年，已经接近70岁。相应的数字也出现在日本：从牛痘法普及的1900年的平均寿命只有44岁，到磺胺类药物普及的1940年代上升至接近50岁；再到青霉素普及的1955年突破了60岁。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生命的延续和无数家庭的幸福。

【致敬先驱】亚历山大·弗莱明的传奇与青霉素在中国的绽放

当我们提及青霉素，不得不提及其背后的传奇人物——亚历山大·弗莱明。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青霉素的普及之路也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青霉素在中国的传播，相较于英美等地稍显滞后。在1944年的春天，中国的中央防疫处得到了英国红十字会的资金支持，开始着手试制青霉素。当时，汤飞凡、樊庆生、童村、朱既明、黄有为等杰出的科学家们投身其中。同年9月，他们成功粗制出5瓶珍贵的青霉素。

到了1948年，中央防疫处每月能生产约2500瓶青霉素，其质量与进口青霉素不相上下。这一年，他们共生产了11338瓶青霉素，并销售了10143瓶。

随着时光的流转，到了1949年，青霉素的生产任务落在了国营上海药品三厂的肩上。当时的中国，尽管已经开始进口青霉素，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上海每月都需要大量的青霉素。终于，在1953年5月，药品三厂正式投产青霉素。到了1957年，中国的青霉素产量达到了惊人的19155公斤。这一年，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也跃升至57岁，即将突破六十岁大关。这一切的成就，无疑是对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辛勤努力的最好回报。

与此中国还宣布通过牛痘法成功消灭了天花，这一成就也为世界所瞩目。这些科学进步不仅为中国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标志着中国在医学领域的一次重要跨越。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那些无名英雄的付出与牺牲，让我们深感敬仰与感激。他们的努力，为后人铺就了一条通往更健康、更美好的未来之路。

（附注：图片中的童村（左1）、汤飞凡（右1）等人在中央防疫处的合影，见证了那段艰苦而光辉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历经曲折的变迁，终于逐渐攀升并突破了六十岁的关口。这一重要的里程碑，背后蕴含着无数人的努力与历史的见证。

早在民国时期，众多学者与研究者便开始关注并统计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与寿命情况。比如H.E.Seifert为中国的农民制作了生命表，侯杨方则在《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一文中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人口死亡情况。薛仲三的《南京市寿命表》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某个城市的具体寿命数据。还有更多如陈达、陆宪良等人的研究，都为理解中国人平均寿命的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随着历史的推进，到了建国前，广西等地的生命统计资料为我们进一步揭示了当时的人均寿命情况。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我们了解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平均寿命的突破并非一蹴而就。在医疗技术、生活水平、营养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均寿命逐渐提升。其中，医疗技术的革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青霉素的研制成功，无疑为许多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国家的人口统计与普查工作也为了解人口状况、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今天，当我们关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时，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一数字背后的历史变迁，更要看到这一变迁背后无数人的努力与付出。未来，我们期待中国人均寿命能够继续攀升，创造更多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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