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出访苏联受挫，因蒙古问题深感失望
孙中山在经历陈炯明的叛变这一人生重大挫折后，陷入了苦闷之中。他并未停滞不前，而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的帮助下，深刻反思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开始了他人生的伟大转变。面对困境，孙中山决心重组，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努力恢复广东革命政权，为建立国民革命的战略基地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孙中山与苏俄特命全权代表越飞的会谈，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在于民国的统一和国家的完全独立。苏俄人民对民族统一事业表示了热烈的同情和援助。
孙中山在联俄联共的工作上，于1923年下半年取得了显著进展。随着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孙中山政治顾问鲍罗廷的任命，鲍罗廷与苏联新任全权代表加拉罕赴华。与此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旨在详细磋商与苏俄的合作。
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问苏俄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军事援助，并争取苏俄对“西北军事计划”的支持。该计划旨在集结和训练军事力量，从蒙古南部向北京发动进攻。从解密的苏联机密档案可以看出，孙中山与苏俄的接触早在上世纪就已开始。
当孙中山收到苏俄的绝密电报后，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电报中，苏俄不仅表示了对孙中山革命行动的支持，还提供了具体的援助方案，包括资金支持、军事物资以及建立军校等。这些援助为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这一时期，蒋介石紧密追随孙中山，参与研讨与苏俄的军事合作问题。孙中山拟定的“西北军事计划”的核心是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从蒙古南部向北京发动进攻。
7月25日，蒋介石来到上海，为访苏之旅做好充分准备。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他与马林、汪精卫、张继等人共同商讨代表团的具体组成和访苏事宜。最终确定蒋介石担任团长，成员包括沈定一和张太雷等人。
这次访苏之旅不仅为孙中山争取到了苏俄的支持和援助，还为国民革命的战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孙中山的智慧和决心，以及他在困境中的坚韧不拔，都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领袖的非凡气质。在莫斯科的代表团与苏俄的初步交流
邵元冲、王登云等人作为代表团英文秘书，陪伴孙中山口中的“我的总参谋长和最可信赖的代表”蒋介石，于1921年踏上了赴苏的征程。他们的任务是为中国革命寻求苏俄的援助和支持。此时的蒋介石抱有无尽的期望和热情，渴望得到苏俄的军事援助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困境。
代表团成员背景丰富，包括孙中山派驻欧洲的非正式代表邵元冲、长期留学英国的王登云等。他们与蒋介石一同于8月抵达莫斯科，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与苏联高层进行了多次会见，包括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等，讨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新前途和西北军事计划的落实问题。
蒋介石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形势和革命现状，特别是南方进行军事斗争的困难，以及他们设想在靠近苏俄边境的西北地区建立一支军队的计划。他希望借鉴苏俄红军的模式，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苏俄方面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要求将这一计划写成书面文字。经过一个多月的起草和修改，蒋介石最终提交了一份名为《中国革命的新前途》的“意见书”。
这份意见书详细阐述了代表团的西北军事计划，希望苏俄能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作为进攻北京的前哨阵地。这一提议遭到了苏俄方面的冷淡回应。他们对于在库伦建立基地的计划表现出疑虑，尤其是考虑到当时外蒙古地区在名义下已被苏俄势力控制的情况。蒋介石试图说服苏俄高层，但未能取得显著进展。
尽管苏俄方面对军事计划持保留态度，但仍为代表团安排了丰富的参观访问活动，包括参观考察红军各兵种学校及军队、舰队，参加十月革命节阅兵典礼等。在等待回应的过程中，蒋介石始终保持忐忑不安的心情，对苏俄方面的每一个反应都极为关注。他也意识到在争取苏俄支持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苏俄的政策和立场。
孙中山对蒋的行动始终给予支持，他明白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需要不断地寻求盟友和支持。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明确表示，“谁是我们底良友，谁是我们底敌人”，我们心中都有明确的答案。他鼓励蒋介石与苏俄同志进行深入的交流，寻求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面对苏俄方面的疑虑和保留态度，蒋介石深知任务艰巨，但他依然坚定地表示，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他将不遗余力地努力争取每一个可能的盟友和支持者。他也意识到在争取支持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的立场和需求，以便更好地达成合作共识。蒋对契切林谈及蒙古问题
蒋介石曾对契切林表示，蒙古人所害怕的并非主张民族主义的，而是中国北京的军阀。他强调，希望通过自治途径实现与蒙古的友爱协作。若苏俄真正有诚意，应使蒙古人摆脱恐惧。蒋进一步指出，解决西北问题实际上是工作的核心，旨在解除历史上遗留的误解和恐惧。契切林的苏俄官员似乎并未充分理解或接受这些观点。这使蒋介石深感不悦，甚至大发雷霆。契切林将此情况报告给了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等人，并传达了加拉罕的建议，要对蒋“多加安抚”。
苏俄方面对蒋介石代表团提交的“意见书”反应迟缓。从解密的苏俄秘密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在看完意见书后的意见。作为当时苏俄军事问题的最高决策者，他提醒孙中山和代表，目前面临的是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应该坚决彻底地树立一个思想，即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他强调，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在欧洲形势明朗化和中国完成一定的政治准备后再议。托洛茨基是从欧亚革命形势的全局来考虑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中国革命前景的。
在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的会见中，蒋介石和他的代表团得到了答复。斯克良斯基强调，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讨论了蒋提出的方案后认为，孙中山和应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他引述了十月革命长期艰苦的政治准备为例。尽管蒋介石反驳说党已经加强了政治活动，但苏俄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斯克良斯基继续论述了群众政治工作对革命运动的巨大作用，并给代表团一些建议，如开展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并派遣中国同志到俄国学习。
蒋介石的失望和不满显而易见。但他仍试图通过“西北军事计划”再争取苏俄的支持。他致函托洛茨基，代表要求苏赞助西北计划，并避免俄国被怀疑侵略蒙古。尽管托洛茨基态度友好并愿意分享真诚的看法，他依然坚持应集中精力做政治工作，而非开展军事冒险。托洛茨基明白表示，一旦广大群众参与解放运动的政治准备工作完成，就可以开始军事行动。这让蒋介石深感失望，但在日记中并未表达对托洛茨基的不满，反而对其有所称赞。
除了与苏俄官员的交流，蒋介石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是蒋介石莫斯科之行的重要部分，对于理解其历史背景、动机和结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次会议以一份重要文件为基础，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革命问题。会前，蒋介石与会议主席团主席季诺维也夫及其他各国领导人进行了会面。会议伊始，共产国际代表便明确指出，他们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肩负着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使命。特别强调了促进东方革命的重要性。
蒋介石详细阐释了孙中山的，指出的革命旗帜便是以此为基础，旨在团结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操纵的军阀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坚信，只需三五年的努力，便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与会者如科拉罗夫、蔡特金等纷纷发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蒋介石均作出详细解答。季诺维也夫表示，主席团将组建一个专门委员会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共同研讨，以提出明确的决议案。
经过紧张而富有成果的讨论，共产国际以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名义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的决议》。决议高度评价了革命派的努力，并指出其已认识到必须紧密联系劳动群众，巩固和扩大革命运动的基础。决议对作出了新的解释，表明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革命党。这一决议为孙中山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供了重新解释、确立基本方针的蓝本。
蒋介石的这次苏联之行历时近四个月，除了重点考察军事单位外，他们还参观了机关、工厂和农村，游览了众多名胜古迹。对于“西北军事计划”的未能落实，尤其是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受阻，蒋介石深感不满和失望。他对苏俄产生了一些疑虑，并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蒋介石从苏联归来后并未立即向孙中山作详细汇报，而是寄去一篇《游俄报告书》。孙中山正在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急需了解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因此催促蒋介石前来汇报。在听取了蒋介石的汇报后，孙中山认为他对中俄关系的顾虑过于严重，不符合当时的革命现实，并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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