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曾三次调停中日战争？最后为何失败

根据德国外交部档案，可以追溯到1937年10月的某个深秋时刻，秘密命令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与日本外相广田探讨日本所期望的中日和平条件。当时上海尚未全面沦陷，日军在上海的战事损失惨重，广田提出了四个关键条件：(1)中国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地位；(2)华北实行特殊政策；(3)中日共同抵抗共产主义；(4)中日经济联合。

狄克逊于10月30日奉之命，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拜访了外交部次长陈介，劝说中国与日本和解，并暗示德国愿意充当中间人。他还威胁道，九国公约国会议不会为中国带来有利的结果，而中国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则被视为重大失误。他希望中国改变这一政策。

就在日军即将在金山卫登陆的前夕，即11月3日，狄克逊再次与广田会面时，由于日军在上海已占据优势，广田增加了内蒙自治、华北建立非军事区以及任命亲日派为华北行政长官等条件。陶德曼将这些条件传达给了蒋介石。蒋对德国调停表示感谢，但表示这些条件意味着放弃东北领土和华北主权，对此他难以接受。他坦诚地告诉陶德曼，如果接受这些条件，中国将失去立足之地，可能上台执政，这对日本也不利。他也指出九国公约国会议短期内难以满足日本的要求。陶德曼对此深感不满。与此通过德国顾问福根霍孙向蒋施加压力，威胁中国经济崩溃和政权更迭的风险。

显然，九国公约国会议无法为中国带来实质性的帮助。会议从11月3日至5日举行，仅通过了一项空洞的决议，谴责日本企图改变中国现状的行为。日本无视这一决议，继续其侵略步伐。德国加紧调停的步伐显然是为了配合日本的速战速决策略，帮助日本摆脱困境，共同对抗苏联。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面临巨大的压力动摇。他坚守南京的动机并非出于战略需要，而是为了等待陶德曼再次进行中日调停。

陶德曼于12月2日抵达南京，为了推卸投降责任，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并告知日本提出的条件。高级将领们大多支持以日本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在会见陶德曼时，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和条件。由于日本陆军对武力自信满满，未等德国调停成熟便继续进攻南京。最终南京陷落，德国的第二次调停尝试告吹。

随后在汉口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再次听取了陶德曼的调停汇报。德国外交部也向狄克逊传达了的意见。广田回应说日本提出了新的条件并附带了和谈的程序建议。这些条件包括中日满三国合作防共、华北特殊化范围的扩大以及经济合作等。广田强调只有在蒋介石表明坚决态度后才会考虑和谈。狄克逊认为这些条件可能超出中国的接受范围。广田则坚称这些条件已经内阁决定并得到天皇批准无法更改。随着南京的失守陶德曼在汉口会见了蒋介石并得知了关于孙科赴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条约的消息于是他访问了蒋介石的智囊张群探听虚实。张群透露了这一消息并表示蒋介石已经命令孙科暂缓行程。陶德曼立即将此消息以及有关中国人倾向苏联的情况报告给了德国外交部。自中日交战以来，苏联在8月21日与中国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派遣志愿空军人员支援中国。苏联对中国的战略物资援助远超过西方任何国家。尽管此时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尚未形成，西方国家试图以牺牲中欧小国为代价换取出兵进攻苏联，而也与日本勾结准备对苏作战，但苏联的主要力量仍要放在欧洲以对抗德国，无法进一步缔结中苏攻守同盟条约，直接卷入中日战争的漩涡。

关于中苏同盟的风声，实际上是由蒋介石放出的一种烟幕弹，旨在刺激德国，使其加快调停中日战争的步伐。当陶德曼于12月26日将日本提出的新条件转达给蒋介石时，蒋介石因故未能亲自接见，而是让他的妻子宋美龄和行政院长孔祥熙代为接见。在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轻易接受这些条件。张群曾向蒋献策，认为过早投降日本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可能倒台。他建议暂时抵抗，等到打得河山破碎时再寻求和平，这样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德国的第三次调停尝试最终还是失败了。

紧接着，在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声明，声明不以蒋介石为首的为中日和谈的对象，并明确表示中日问题绝无第三国调停的可能。这一声明犹如一声巨响，彻底关上了中日和平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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