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个儿童精神障碍流调报告出炉
今年五月，由北京安定医院郑毅等学者牵头的中国首份关于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该调查始于2012年底，样本覆盖了北京、辽宁、江苏、湖南、四川五个省市的约74,000名儿童青少年。调查结果显示，在6至16岁的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
研究数据显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焦虑障碍、对立违抗障碍、抑郁障碍和抽动障碍等是儿童青少年中最常见的精神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表明，青春期是发展和维持社交和情感习惯的关键时期，全球有10%-20%的青少年受到精神卫生问题的困扰。
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作为中国的先驱机构，见证了这一领域的变迁。在这里，一位在浙江省某三甲综合医院工作了十多年的儿科医生正在进修精神医学。她表示，近年来，因非感染疾病来就诊的儿童和青少年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自伤、过量吞食药物、反复躯体不适等情况，且发病年龄越来越趋于小龄化。过去，儿科门诊主要处理的是胃肠道和呼吸道系统的急性感染疾病，但现在这类疾病已大幅下降，而心理健康问题的比例却在上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主任医生郑毅，对精神健康的定义是个体能够恰当地评价自己、应对日常生活压力、有效率地工作和学习，并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的良好状态。他强调，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总患病率可能被低估，因为调研只涵盖了6至16岁的在校人群，更小年龄的儿童和辍学的青少年中的精神不健康比例可能更高。
南京脑科医院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卫生门诊量在过去十年里大幅增加，年门诊量从12000跃升至45000。这一变化反映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日益普及。与此对精神健康专业知识的需求也在增长，越来越多的儿科医生、康复师和心理治疗师等加入进修班，学习如何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
这一变迁不仅反映了医学领域的新挑战，也凸显了社会和心理环境对儿童青少年成长的影响。随着精神健康问题的日益凸显，我们需要更多的专业医生、更多的研究和更好的支持体系来帮助这个脆弱的群体应对心理压力和挑战。这是一个全社会都应关注并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的问题逐渐凸显，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精神医学领域的专业角度来看，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既包括疾病患病率的上升，也包括人们就诊意识提高的因素。两者共同作用，使得越来越多的儿童青少年走进医院，接受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诊疗。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明显的变化。在医生郑毅刚踏入行业的上世纪80年代初，接诊的患者大多属于智力低下或严重的精神疾病。进入新世纪后，就诊的儿童青少年中，因轻型的精神障碍、对立违抗、抑郁、孤独症等障碍而就医的比例大大增加。这种现象在多个城市的调研中也得到了证实。
与此一些新兴的精神障碍病种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疾病在国际上从罕见病变为常规疾病的过程，也在国内得到了反映。南京脑科医院诊治的孤独症患儿数量飞速增加，这反映了人们对这一疾病的认知大幅提高以及筛查、识别率的上升。
尽管我们对这些儿童精神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依然复杂，许多精神疾病的病因仍然难以确定。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模型虽然被普遍接受，但具体到每一种疾病，其生物因素到底是带来患病率的上升还是下降仍然难以说清楚。
除了生物学因素外，心理和社会因素在精神疾病的发病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许多专家指出，如今的社会变化，如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留守儿童现象、离婚率上升、独生子女压力、“鸡娃式”教育等问题都在深刻影响着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这些因素与过去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也促使了儿童心理卫生领域的专家呼吁像对待发烧一样对待精神异常，及时进行早期干预和治疗。
对于大多数儿童精神障碍，正确的早期干预都能够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孤独症虽然目前没有特定的治疗药物，但早期发现和干预已经被证明具有积极效果。像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疾病，通过专业的治疗也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问题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关注。我们需要提高公众的认知和意识，推动早期筛查和干预工作的进行。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寻找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期待医学界、教育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健康、更美好的成长环境。孤独症患者的世界常常令人难以捉摸。一位精神科医生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在课堂上，一个孤独症患者突然冒出一句“外婆家”，表情痛苦。在这背后，隐藏着他们语言运用的困难。医生们需如抽丝剥茧般探寻其真正的含义，可能在这句话背后，患者想表达的是“疼痛”。正确的干预与训练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使用语言，表达情感。
不仅如此，孩子们在面对外界压力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无意识的小动作，如清嗓子、歪嘴巴等。若未能找到压力的源头并加以去除，这些小动作可能会固化，形成抽动症。外部压力的持续施加，甚至可能引发抑郁症及更严重的精神分裂。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也被称为多动症，是学龄期儿童常见的一种心理疾病。主要表现为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注意力分散、过度活动和情绪冲动等症状。有些孩子在幼年时期就表现出这些症状，但如若未被及时发现和干预，到了青春期可能会因为学业落后、社交困难等问题而并发抑郁、焦虑等障碍。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研究发现，部分少年犯存在ADHD的症状。据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少年犯中，有31%被诊断为ADHD。这也引发了关于儿童心理健康与犯罪行为之间关联的研究。
心理专家指出，青少年期是心理疾病萌芽的关键阶段，需要更早的心理健康服务和干预。一些儿童期的心理问题，如未得到及时治疗，可能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愈发严重。比如，某些高功能的孤独症患者，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因为社交能力的需求提高而更加不适应社会，甚至可能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
尽管精神障碍的识别和治疗至关重要，但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了合理的诊断和治疗。这其中，发展中国家的诊断与治疗率尤其不足。这其中存在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准确识别孩子的行为是调皮还是精神障碍的表现？何时应该寻求专业帮助？
对此，专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当孩子的情绪和行为表现与其年龄、教育背景和所处环境严重不符时；当这些情绪和行为问题给孩子自身、家长或学校带来持续的困扰和痛苦时，就应该考虑可能存在精神障碍并及时就医。
面对儿童精神科医生资源匮乏的现状，尽管需求日益增长，但儿童精神科医师队伍的发展仍然滞后。社会的歧视和病耻感使得许多家庭不愿寻求专业帮助。正如对待感冒发烧一样，对待儿童的异常行为和情绪应该保持警惕并及时就医排查。
儿童精神医学领域正在快速发展，但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多。我们需要加强精神医学知识的普及，消除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恐慌感。也需要加大对儿童精神科医生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让他们在健康快乐的氛围中成长。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儿童精神科医生的人数远远不足，这一数据令人震惊。尽管具体的数字在不断争议中，但专业人士的匮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除了儿童精神科医生，专业的儿童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等也极度缺乏。在大城市中，儿童精神医学已与国际接轨，但在众多中小城市，该领域的状况仍然严峻，缺乏专业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和诊所。
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住院区为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实施了严格的封闭管理。家长们带来的零食需要经过严格检查，防止孩子们接触可能对自己造成伤害的物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儿童青少年与成人的精神障碍诊治方面的差异显得尤为重要。儿少精神科医生必须熟悉儿童青少年的发育特征，将疾病与生长阶段、激素水平、青春期心理等因素紧密结合进行判断。由于一些患儿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他们需要依赖父母的主观描述，因此医生需要更多的经验和沟通技巧来准确辨别孩子的真实状况。
南京脑科医院门诊部的实例展示了儿童精神科医生的重要性。一个7岁的小女孩因为被老师批评而拒绝上学，她的表达仅限于点头和摇头。医生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沟通技巧，了解到她被父亲打后出现了应激障碍。这样的病例凸显了专业儿童精神科医生的价值，他们能够通过专业的诊断帮助孩子们走出困境。
尽管中国正努力加强儿童精神医学资源的均等化，但短期内仍面临医生资源短缺的问题。多位临床专家认为，建立专科医生制度、培训和认证体系是当务之急。正确的诊断是正确干预的前提，但由于专业医生的稀缺，精神障碍的误诊难以避免。
以孤独症谱系障碍为例，大众常常误解其症状，导致误诊。郑毅医生强调，只有孤独症才是对这一类患者最准确的称呼。他曾接诊过一个被误诊为孤独症的小男孩，实际上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如果一直按孤独症诊断只进行康复训练，可能会失去早期治疗的机会，导致病情恶化。
一些表现更容易被定性为“病态”，例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邹冰认为，关于该病的诊断有扩大化倾向，主要是因为社会对注意力的要求过高，而不是儿童的注意力时间在变短。正确的诊断需要精神科医生深入观察并排除各种干扰因素，例如量表评估的可靠性问题。由于量表填写容易受到个人情绪、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医生需要具备高超的诊断能力，从儿童的语言、思维、适应能力等细微之处寻找诊断线索。
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的需求迫切且任务艰巨。他们需要在缺乏足够资源和支持的情况下，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诊断能力，为孩子们提供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社会也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共同为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努力。在当今社会，精神疾病诊治现状堪忧。非专业人员在大量诊治精神疾病，尤其是儿童精神疾病，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多重挑战。
据郑毅所述，目前少儿精神科医生极度匮乏，许多医疗机构采取其他科室人员转岗培训的方式来应对需求增加。这种转行的医生可能缺乏深入理解与精神疾病的复杂性相匹配的经验和知识。正如孤独症训练机构的医学专家揭示的那样，一些不具备资质的营利性机构充斥着市场，他们可能仅凭刻板印象进行诊断，这无疑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除了医疗资源的普遍不足和分配不均等，儿童精神病还面临着自身的特殊挑战。邹冰指出，脑科学研究仍然有限，精神疾病的机制未知，诊断和治疗的手段有限。与此精神障碍受到社会和环境因素的深刻影响，疾病谱具有时代性，需要不断更新认识。
一位母亲在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门诊分享了她女儿的故事。因为过度的学业压力、焦虑和身体原因，女儿出现了焦虑障碍。这样的故事并非个案，而是儿童精神科医生们解释今天精神障碍患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单一的评价标准以及自由玩耍的消失。
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儿童精神科专家们常常提及大院环境中的集体记忆。那时候，简单的游戏如跳绳、跳皮筋都能带来快乐。孩子们可以参与家庭事务，从中获得成就感。今天的孩子们得到的积极反馈似乎越来越少。郑毅提到，孩子们创造的游戏，哪怕是简单的“跳房子”，都蕴含着规则，通过玩耍学会合作、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习得社会功能。
柯晓燕指出，当家长只关注学习，而在其他方面过度满足孩子时，他们剥夺了孩子们从小事情中获得满足和快乐的机会。这种生活方式还可能影响孩子们的大脑发育。黄满丽强调，在儿童和青少年大脑发育的过程中，如何掌握大脑的兴奋和抑制功能平衡至关重要。今天的社会生活方式可能通过减少运动、面对面社交、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饮食习惯等，阻碍了孩子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学习和运用。
面对日益严峻的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现状，我们需要更多的专业医生和从业人员，但仅仅依靠增加医生和开设更多病房并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这个时代保持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或精神的健康。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教养方式、评价标准以及孩子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学会合作、认识自己、面对挫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应对这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