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介石用人看重第一印象 徐向前被称“不
在中国党史馆纪念活动的浓厚氛围中，主任邵铭煌透露了与厂商合作推出的一系列独特历史人物公仔。这些纪念公仔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商品，更是两岸文化交流的见证。其中，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恋人版公仔尤为引人注目，而蒋介石与毛泽东的“欢笑言和”版公仔更是成为话题焦点。中新社曾对此进行报道。
随着4月5日的到来，不仅是清明节，更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在这一天，与萧万长一同前往蒋介石陵寝进行谒陵仪式。为回应民众的需求，方特别开放“慈湖”及“大溪”营区一日供民众参拜。这一切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两岸关系的某种象征。
说到蒋介石，不得不提他的识人术。他运用这种独特的识人方式选拔人才，既有成功之处，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他在识别选拔人才时过于依赖个人的感觉和直觉，这种方式虽然能够发现一些忠诚的人才，但也容易错过真正有才华的人。
在古代，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巫术盛行。识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感觉、实用主义和投其所好的技巧。这种技术在小说和戏曲中经常被夸张和神秘化，使得人们对权力、地位、忠奸等一目了然。即使到了近现代，这种识人术在政坛和官场仍然有所遗留。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学大家，虽然不会完全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们也倾向于通过个人的感觉和经验来识人。曾国藩在识人方面有着高超的技巧，他只需见过一面，就能对一个人的能力和潜力做出大致的判断。
蒋介石一生效法曾国藩的识人术，通过细微的观察和语言交流来评估一个人的价值。在创办黄埔军校的时期，这种识人术帮助他发现了最器重的三位大将——陈诚、胡宗南等。
以陈诚为例，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蒋介石发现了他的潜力和才华。一晚查哨时，蒋介石发现陈诚在房间中阅读《》，虽然陈诚貌不惊人，但眉宇间的灵气和神态让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简单的交谈后，蒋介石对陈诚的刻苦精神表示赞赏，并提升他至炮兵队长。
胡宗南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考入黄埔军校前，他在一所小学任教。一次竞选校长的失败让他意识到乡情在官场中的重要性。他决心改变命运，通过投其所好，每天早起练操，成功进入蒋介石的视线。这些故事都充分展示了蒋介石的识人术的独特魅力。
蒋介石的识人术既有其独特的优点，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在今天看来，这种识人方式可能过于依赖个人的感觉和判断，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确实帮助蒋介石发现了一些忠诚和能力出众的人才。蒋公蒋介石每日晨跑之时，曾有一次，在空旷无人的操场上意外发现已有他人先行一步。他好奇地询问前方之人，得知是胡宗南。胡宗南的早到不仅让蒋介石印象深刻，更因他是同乡而心生好感。蒋公特地去查看了胡宗南的档案，发现这位学生品学兼优，便对其关照有加。毕业后，胡宗南被分配到军校教导团实习，不久便获得提升为上尉。在第二次东征前，他又被提拔为副营长。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胡宗南的升迁之路愈发顺畅，其提拔的速度如同攀登云梯一般迅速。
还有一人，名为汤恩伯，他的得志之路颇为周折。蒋公除了从日常小事识人之外，更重视一人的气量与才识。汤恩伯虽为浙江人，但其形象更偏向于行伍出身。他早年生活贫寒，志在从军，但因种种原因曾流浪街头。在困境中，他遇到一位准备赴日留学的同乡，随即担任其保镖一同前往日本。在日本，汤恩伯主修政治、经济，但他对军事充满热情，法科对他来说并不那么吸引。1925年，他选择弃学回国，寻求发展军事之路。经过一系列曲折的经历和推荐，汤恩伯终于得到蒋公的赏识。
汤恩伯虽仪表堂堂，但蒋公最初并未对他给予太多重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汤恩伯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军事见解。他写了一篇关于步兵中队操练的研究文章，引起了蒋公的注意。蒋公对汤恩伯的才华产生了兴趣，但仍然心存疑虑。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张治中，当张治中推荐汤恩伯担任教导师团长时，蒋公并未立刻答应。这是为了考验汤恩伯的反应和应对能力。几天后，蒋公召见汤恩伯时询问他的意见和态度。汤恩伯冷静地回答：“军人自当报效国家”，并表示个人进退听从蒋公的安排。这种回答正合蒋公心意，于是汤恩伯被越级提拔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此后他的仕途一路顺风顺水。
蒋公在识人方面除了注重小事之外，还非常注重第一印象和谈话时的表现。他相信谈话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条理性和反应速度。面对蒋公时，对方必须保持冷静的态度和清晰的思维。曾有一位旅长在蒋公面前因紧张而浑身发抖，无法回答蒋公的问题而失宠。但也有一些人在回答问题时表现出快速而清晰的思维而得到蒋公的赞赏。蒋公还注重对方是否稳重和沉着冷静的态度。在谈话结束后要注意观察蒋公的表情和态度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虽然蒋公在识人方面有其独特的眼光和方法但也有错失人才的情况如徐向前便是一个例子他在面对蒋公时因性格腼腆、口音问题和外貌等因素未给蒋公留下深刻印象而错失被赏识的机会。尽管如此蒋公在识人方面仍然有其独到之处并成功发掘了许多人才为国家和军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昔日的烽火岁月中，徐向前这位一度被蒋介石忽视的将领，以其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军事才能，以武装反抗的方式，成功地反击了背叛革命的校长。他创建了鄂豫皖和川陕两大根据地，将昔日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他对蒋家军的作战更是如秋风扫落叶般摧枯拉朽，最终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这一成就，无疑是对蒋介石忽视人才的一种有力反击，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在中国古代，伯乐相马的故事广为流传，被引申为识别人才的象征。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年代，人们主要依赖相面术来识别人才，然而这种方法往往带有主观性和偏见。尽管有像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尝试通过言谈举止、气质和精神风貌来识人，但仍难以完全摆脱主观感觉的束缚。
蒋介石在人才识别方面下足了功夫。他的识人理念独特且原始，寓识才于日常生活中，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发掘人才。他从小事、细微之处留心观察，讲究“认真”二字。通过询问、查阅档案卷宗等方式进行考察，甚至设情景难题考验人才。对于提拔对象，他还会亲自谈话作进一步考察。一旦发现可用之才，他会立即任用，并在实际岗位上培养和锻炼人才。这种方式使被提拔者心怀感激，更加忠诚于蒋介石。
尽管蒋介石的识人术有其成功之处，选拔了他所需要的人才，并为他的权力争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的方式过于落后，有时会导致错失良才。他在识才方面还有一个显著偏见：只要对他忠心耿耿的人，他就会信任并重用，无论其是否有政绩。例如，在解放战争时期，陈诚指挥的东北战役遭到惨败，但蒋介石并未追究，而是将其调到台湾任职。看似降职，实则蒋介石在经营后退之路时对他寄予厚望。这种用人方式虽有其考量，但也反映出他在识才方面的局限和偏见。
总体来看，蒋介石在人才识别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和偏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更加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识别、选拔人才，以确保国家的繁荣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