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230年简史「白澳」是如何消失的？
在遥远的澳大利亚，我首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被它浓郁的英式风情所吸引。悉尼，作为澳大利亚的最大城市，仿佛是一个穿越时空的门户，让我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英国。海德公园、国王十字车站和牛津街，这些标志性的地点，都散发着浓厚的英伦气息。那时的澳大利亚，人口中白种英国人占据绝大多数，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英国的白人罪犯和移民。
随着岁月的流转，澳大利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当我再次带着儿子走访布里斯班时，亚洲学生的身影随处可见，亚洲餐厅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曾经的“白澳政策”已经悄然退出历史舞台。现在的澳大利亚，连续被评为全球最宜居的国家之一，其居民满意度、寿命预期等指标均名列前茅。
澳大利亚的变迁，始于其独特的殖民历史。1788年，英国为解决监狱人口过剩的问题，将罪犯流放到这片尚未开发的大陆。第一舰队载着罪犯、看守、长官等抵达澳大利亚，开启了这片土地的殖民历程。这些罪犯和后来的移民们，面对尚未开荒的澳大利亚，生存和繁衍都是巨大的挑战。他们逐渐学会了种植作物、饲养牲畜，使澳大利亚的土地焕发生机。
与其他英属殖民地的不同在于，澳大利亚的殖民历程更多地受到了罪犯的影响。英国在其他殖民地往往通过与当地首领谈判或军事手段来建立统治，而在澳大利亚，罪犯的流放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结构。这也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使其从一个以英国为主的国家逐渐转变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亚的经济也发生了变化。矿业成为其经济的主导力量，丰富的矿产使得澳大利亚成为多种金属的主要出口国。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也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羊毛出口国之一。
当我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思考：是什么让澳大利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答案或许就在其独特的殖民历史中。从罪犯流放地到多元文化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包容性，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了人们向往的居住之地。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历史与现实交织，形成了一幅独特的画卷。由于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与传统欧洲社会截然不同，欧洲殖民者曾误以为这里无主，轻易地占据了原住民的土地，并未与他们沟通协商，也未给予任何补偿。这种忽视和侵犯，让原住民面临着猎杀、屠杀和土地被夺的困境。欧洲殖民者的残忍行为，甚至在1928年达到了高峰，一场大屠杀让32名原住民失去了生命。
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在今天，受过教育的澳大利亚人中，对原住民的轻视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一些极端的言论甚至宣称，原住民不属于人类，正在逐渐消失。这种言论不仅是对原住民的伤害，更是对历史真相的扭曲。当混血儿童被强制带走，被置于寄养机构或家庭之中时，这种对原住民的忽视和歧视达到了顶峰。尽管后来出现了道歉的声音，但这种伤害并非轻易可以弥补。
澳大利亚的历史并非全是黑暗。在殖民初期，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带着各自的梦想和技能来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建设者。德国路德教教徒的信仰追求，带来了园艺农业和葡萄园种植业的繁荣；淘金潮中的华人则经历了更多的波折和磨难，他们面对的是暴力、剥削和歧视；而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劳工则成为了糖料作物种植园的重要劳动力。尽管这些劳工的待遇和遭遇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为这片土地的发展做出贡献。
与美国的独立历程不同，澳大利亚在脱离英国的过程中，并未像美国那样果断地斩断与英国的政治纽带。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人口结构都与英国紧密相连，这种联系使得澳大利亚在走向独立的过程中保持了与英国的特殊关系。
澳大利亚的历史是一部多元文化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历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原住民与外来移民的交融与冲突，看到了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碰撞与融合。这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也是我们理解澳大利亚今天的重要窗口。英国并未反对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获得自治权，澳大利亚因此逐渐脱离母国的直接统治，它并未完全斩断与英国之间的血脉联系。澳大利亚仍是英联邦的一员，其名义上的元首仍为英国君主。
为何在处理与英国的关系方面，澳大利亚与美国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究其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付出了沉重代价，这促使英国改变了对殖民地的策略。英国主动将自治权下放给其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甚至在澳大利亚人提出请求之前，英国已经预见到他们的自治潜力并主动赋予他们自治权。
与英国到美国的航行相比，到澳大利亚的航行距离更远。第一舰队历经八个月才到达澳大利亚。由于距离遥远造成的沟通延迟，英国的殖民当局无法对澳大利亚实行严格的控制。举例来说，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从1809年到1819年），英国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长官甚至未曾向伦敦报告他们采用的新法律。
澳美两国历史的差异还在于英国在美洲殖民地驻扎军队的需要。为了争夺北美大陆的控制权并应对印第安人的挑战，英国需要在美洲殖民地征税以维持军队开支。而在澳大利亚，由于无需与外国势力争夺领土控制权以及面对原住民武装威胁较小，英国无需在此驻扎大量军队，自然也不需对澳大利亚人征收不受欢迎的税款。事实上，英军在澳大利亚的驻军最终在1870年由英国主动撤回，而非受到澳大利亚的压力。
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相比，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经济效益较低，并未引起英国的足够重视。后者是不列颠人眼中的富庶之地，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税收来源。
不可忽视的是，英属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各自为政的习惯。尽管英国在1850年制定了针对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宪法草案，但各殖民地有权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这些宪法。这意味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由地构建自己的体系。直到十九世纪末，英国保留的对澳大利亚的唯一重要控制权在于外交事务。整个世纪里，英国为澳大利亚提供了军事保护。
尽管澳大利亚的历史发展看似一帆风顺，但其真正统一为单一国家的过程并不简单。它是由六个不同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迟至1901年才组成的联邦。这一过程源于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条件——广袤的沙漠和不毛之地的阻隔使得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相对松散。直至一战前夕的铁路建设才真正将大部分殖民地的首府连接起来。然而即便在铁路建成后各殖民地之间依然设有海关壁垒及关税壁垒阻碍了自由贸易并造成了边境冲突的风险。尽管如此在十九世纪末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局势的变化组建一个统一的澳大利亚联邦的想法逐渐浮出水面并于一世纪初得以实现标志着这些殖民地开始走向联合之路虽然统一的进程充满曲折但这也体现了当时澳大利亚人对英国王权的拥护与尊重体现在宪法中便是序言部分关于联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联邦国家的条款以及对英国最高法院上诉制度的保留反映了当时澳大利亚民众在寻求自治的同时依然珍视与母国的历史联系和文化传承的观念表达了对英国的尊重和敬意同时体现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意识可谓独具匠心历史性的进步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它使世界重新审视这个年轻的联邦国家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篇章让我们期待它未来的繁荣与进步为人类的文明史增添新的光彩这一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注定留下深刻的印记。弗兰克·韦尔什在《澳大利亚史》中深入描绘了澳大利亚的早期历史与民众心态。这些澳大利亚人，共同接纳了法治、出版和言论自由以及对个人自由的保障等价值观，他们享受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不落帝国的一部分，并对维多利亚女王怀有深深的敬仰。
在移民议题上，他们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一致性和坚决性。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在对非白人移民的排斥上达成了惊人的共识。他们渴望将澳大利亚建设成为一个纯粹的白人国家，避免美国因种族问题而引发的纷争。为此，《墨尔本时代报》发表文章，表达了他们对澳大利亚成为单一伟大白人家园的渴望。他们担心，如果允许来自远东的贫困劳工进入澳大利亚，本土的劳动力会受到威胁。在这种背景下，1901年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制定《移民控制法》，禁止特定人群移民至澳大利亚，其中包括黑人和亚洲人。他们认为，这是为了确保澳大利亚的单一民族性。他们也认为外来有色人种与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不相容，中国人无法达到澳大利亚的文明程度等。甚至澳大利亚联邦的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也表达了种族平等的观念不存在等观点。他们甚至采取语言听写测试作为移民筛选的手段，这既是种族主义的一种体现，也是他们控制移民流入的方式之一。当一艘载有来自马耳他岛的劳工抵达澳大利亚时，他们可能面临英语测试以外的其他语言测试，这为他们提供了驱逐非白人移民的合理理由。对于那些已经获得准入但不符合他们种族标准的移民，澳大利亚联邦进行了遣返。唯一被留下的，是拥有特定专业技能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我并不想将澳大利亚描绘成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与其持有相同种族观念的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只是澳大利亚将其体现在了移民政策中。他们的种族观念并非孤立存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也与英国紧密相连。在二战之前，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往往围绕着英国子民这一关键词展开。他们不仅在那些与本国利益无直接关联的战争中与英国并肩作战的热情不减，甚至在战争初期就毫不犹豫地支持英国的决定并为之付出巨大牺牲。例如，在苏丹战争和布尔战争中他们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一战中他们更是派遣了庞大的志愿兵队伍前往欧洲战场保卫英国的利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至今仍被视为他们的骄傲和荣耀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人在保护国家利益以及参与英国战争的决策过程中展现出了坚定而深刻的爱国情怀展现出他们与英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他们为保卫国家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努力这一历史时期的澳大利亚人的形象鲜活地展现了他们的多元身份认同以及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热切期望和坚定信念。在澳大利亚的山镇中心，屹立着阵亡将士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在一战期间牺牲的士兵的名字。这些名字是历史的见证，是澳大利亚对英勇牺牲的永恒纪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新军团登陆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岛的战斗尤为惨烈。1915年4月25日，澳新军团在英勇登陆后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这场战斗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重大且感情最为深厚的回忆。每年的4月25日被定为澳新军团日，这是澳大利亚最为庄重和富有情感的节日。
对于非澳大利亚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澳大利亚人对这一天的重要性。历史上的那一天，年轻的澳大利亚男性被带到了远离家乡的半岛，与土耳其人交战，这场战斗似乎与澳大利亚的利益并无直接关联。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一战役并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而是对国家自豪感的体现。在这场战斗中，澳大利亚人为了母国英国而战，他们愿意为国家付出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精神，体现了澳大利亚人的忠诚和对国家的深厚情感。
在1923年的一次大英帝国会议上，各成员国达成了新的协议，允许自治领地自行任命外交使臣。澳大利亚却选择维持旧状，这并非因为澳大利亚渴望保留英国的统治，而是因为国内民众并不热衷于这一象征性的独立举动。
二战时期，澳大利亚面临的局势与一战截然不同。二战中，澳大利亚亲自遭受了攻击，战火蔓延至其附近岛屿。英国在新加坡的大型海军基地向日军投降的那一刻，成为了澳大利亚自我认同演化的转折点。尽管不能完全将新加坡的失败归咎于英国，但澳大利亚在增强自身防务能力方面的疏忽也是事实。废除征兵制后，澳大利亚的军队规模有限，缺乏主力战舰和航空母舰，难以保护自身及其海域免受攻击。
当时，英国面临着来自德国的威胁，对日本袭击的防备不足。在1939年宣战时，澳大利亚迅速响应，向欧洲战场派遣了军队。随着日军攻击的风险增大，澳大利亚请求将欧洲战场的军队撤回进行自我防卫。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承诺会保护澳大利亚，但事实证明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日军的攻击从珍珠港开始，然后转向澳大利亚。新加坡的陷落对澳大利亚人来说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母国英国的背弃。这场失败让澳大利亚人深感被遗弃的痛苦和无助。正是这场危机激发了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团结精神，使他们更加坚定地走向独立和自强。二战期间，日军向新加坡挺进时，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向英国首相丘吉尔发出紧急电报，表达了对英国承诺新加坡基地坚不可摧的信任，并强调了英军撤离新加坡将对澳大利亚造成不可原谅的背叛。这种担忧在1992年的一次国会演讲中仍被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所提及，言语中透露出对过往历史的怨恨。
二战给澳大利亚留下了深刻的两大教训。澳大利亚意识到英国在战争中并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保护。相反，美国在澳大利亚设立了军事指挥部并部署了大量军队，成为澳大利亚国防的主要支柱。这一转变让澳大利亚意识到在面临外部威胁时，必须寻求更为强大的盟友。二战也让澳大利亚深刻意识到来自亚洲地区的威胁。日军对澳大利亚士兵的残忍对待以及在战争期间的山打根死亡行军事件都使得澳大利亚认识到亚洲地区的威胁是真实且紧迫的。
二战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受到了直接影响。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认为，由于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人口众多且靠近澳大利亚，这使得澳大利亚在面临亚洲国家的潜在威胁时显得相对脆弱。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澳大利亚启动了一系列鼓励移民流入的政策。这不仅包括从北欧国家引进移民，也包括接纳那些在战争中来到澳大利亚的意大利和德国战俘留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当时的移民部部长亚瑟卡尔韦尔是一个公开的种族主义者，他对那些战时与亚洲女性结婚的澳大利亚男性持有强烈的偏见，并拒绝允许他们的妻子和子女进入澳大利亚。与此相反，卡尔韦尔更倾向于接收来自波罗的海三国的移民，因为这些移民与英国人有着相似的外貌特征。
尽管面临种族主义的阻碍，但战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总体上是积极的和必要的。这些移民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多元化的文化和经济活力，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发展。这些政策也反映了澳大利亚在应对外部威胁时的战略考量和对多元文化的开放态度。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金色头发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天生丽质。这样的自然选择，犹如一种鼓励移民的隐性方案，引领着不同国籍的人们汇聚于此。
在二战后的1945至1950年间，澳大利亚接收了近70万的移民，这一数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的约10%。其中半数移民来自英国，其余则来自欧洲各地。而在1949年，澳大利亚更是以慈悲之心，接纳了来自日本的战时新娘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澳政策”逐渐削弱，亚洲移民开始缓缓涌入澳大利亚。我于2008年在布里斯班看到的那些繁荣的亚洲餐厅，就是最好的证明。澳大利亚接纳亚洲移民的决策，基于五个重要的考量：军事保障的需求、亚洲政治发展的进程、贸易模式的转变、移民自身的因素，以及英国的政策变化。
在军事方面，二战的经验让澳大利亚明白，英国已不再是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强国。澳大利亚开始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其中与美国的关系尤为紧密。1951年，《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开始。
在亚洲政治进程中，曾经的殖民地和委托统治地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开始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不再受制于昔日的宗主国。这一变化使得澳大利亚重新审视其移民和贸易策略。
在贸易层面，英国曾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和美国逐渐取代了英国的地位。随着种族主义偏见的逐渐克服，澳大利亚的贸易重心也开始转移。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英国优先的“白澳政策”被削弱，也与移民自身的变化息息相关。二战后的移民群体不再仅仅是英国人，还包括了意大利人、希腊人、东欧人等。这些移民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身份认同逐渐产生分歧，他们对于亚洲人的种族偏见也相对较低。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不仅是澳大利亚在主动疏远英国，英国也在逐渐疏远澳大利亚。英国的国家利益发生了改变，其自我认知也逐渐过时。与澳大利亚一样，英国也开始重新考虑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贸易关系。当英国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时，这一决策无疑对英澳两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的这一决策导致了英澳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壁垒将直接影响澳大利亚的出口市场。与此来自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的移民问题也引发了争议。英国的决策被澳大利亚人视为背叛，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的严重冲击。
更令澳大利亚人感到冲击的是，英国为了阻止其他英联邦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的移民，颁布了相关的移民法案。这些法案剥夺了澳大利亚公民原本享有的进入和居住在英国的权利。这一决策再次强调了英澳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随着历史的脚步走到1972年，英国的一项声明犹如向澳大利亚人抛出了挑战。这个声明几乎宣布澳大利亚人被排除在“同一族群”之外，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侮辱。故事并非如外界所理解的那样，澳大利亚在寻求独立，而是英国主动松开了与英联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纽带。对于澳大利亚当局而言，融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才是英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过去与英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已经转变为次要地位。
九、白澳政策的彻底废除
随着魏德伦总理在1972年的上台，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急剧而全面的转变。在短短的19天内，魏德伦引领的变革堪称革命性，其中包括废除征兵制度、撤军越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等。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正式废除饱受争议的白澳政策。
白澳政策的历史背景深远。从新加坡基地的沦陷到《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签署，再到英国对全球军事地位的影响逐渐减弱，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联系逐渐淡化。尽管在伊丽莎白女王访问澳大利亚时，市民们曾对她充满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热情已然消退。在魏德伦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之前，这一政策实际上已在逐步瓦解。从允许战时新娘进入，到接纳亚洲学生和研究人员，再到废除移民听写测试，澳大利亚的大门逐渐向世界敞开。当魏德伦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时，并未引起大规模的抗议。
随着岁月的流转，澳大利亚迎来了更多来自中南半岛的难民。如今，海外出生的澳大利亚公民占该国总人口的比重极高。亚洲移民的影响与他们的数量并不成比例。在悉尼的名校中，亚洲学生的比例远超其他群体。在政治层面，英国对澳大利亚司法的主权影响被逐渐清除。在文化层面，国际化的美食取代了曾经风靡一时的英式食物。关于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的讨论仍在继续，涉及货币、国歌和国旗等方面的问题仍在被探讨和辩论。这一切的变化都彰显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成长和发展。澳大利亚：历史的演进与未来的探索
每年的纪念活动都在探讨着这个国家最核心的议题。这个国家最盛大的节日是纪念什么？是为了缅怀那些为保卫英国利益而英勇牺牲的士兵，还是在纪念那些为了国家尊严和独立而英勇斗争的日子？特别是当我们提及1915年的加利波利登陆战和1942年在新几内亚的科科达小径对抗日军的战役，这两个历史事件在澳大利亚人的心中都有着沉甸甸的地位。历史总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国家也在不断的自我审视中寻找新的定位。澳大利亚是否应该继续坚持英国女王为国家名义君主，还是走向共和政体？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澳大利亚人，至今仍在持续探讨中。
贾雷德戴蒙德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历史的变迁以及未来的可能性。这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了人类不平等和文明演进等宏观议题，他的宏观历史叙事能力让人折服。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在面临选择时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戴蒙德教授也指出了澳大利亚的未来可能面临的抉择和挑战。随着亚裔在澳大利亚总人口和议会中的占比逐年上升，未来的澳大利亚将会是怎样的面貌？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戴蒙德教授的观点是，澳大利亚举行公投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公投的结果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支持共和政体。毕竟，英国女王作为名义君主的地位虽然依然被承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传统可能会逐渐改变。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社会的开放和进步，也看到了人们对于国家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尤其是当南澳大利亚州的总督已经是一名越南裔移民的时候，我们更加坚信，未来的澳大利亚将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社会。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澳大利亚人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共同书写这个国家的未来。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启示：历史总是在不断的演进中前行，每一个国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地反思和学习，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