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CW-21“恶魔”战斗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被诅咒的恶魔战机——CW-21的传奇生涯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空军将士们对于战机的期待如同对胜利的渴望一样强烈。其中，美制CW-21恶魔战机便是一款寄托了无数期望的战机。它却似乎被恶魔诅咒，命运多舛，令人扼腕叹息。

这款战机，绰号“Demon”，源自寇蒂斯公司的圣路易制造分部。它在CW-A19R教练机的基础上改进而成，是一款单座轻型驱逐机。该机全铝合金半硬壳式结构，未设置保护装甲和自封油箱，全机净重仅有1383公斤。如此轻盈的机身，赋予了它惊人的爬升能力，每分钟爬升率高达1440米，最大时速486公里，升限10500米，航程可达928公里。

尽管CW-21战机的性能卓越，但因其缺少保护措施和火力不够强大，美国军方并不青睐这款小飞机。寇蒂斯公司为了推销这款战机，将目光投向了战火中的中国。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寇蒂斯公司就向中国市场销售了霍克Ⅱ、霍克Ⅲ等战机。当CW-21战机问世时，寇蒂斯公司对这款战机抱以极大的期望。为了展示其性能，同意让CW-21战机来华进行展示。

1939年初，这架涂装着空军涂装的CW-21战机（出厂编号c/n21-1）经海运抵达缅甸仰光，之后被运至云南垒允。在那里，它与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相遇，同年2月28日，这架CW-21战机被组装完成并开始试飞。

试飞员罗伯法索对CW-21战机的性能赞不绝口，称赞其性能远超其他同类机型。在昆明和成都的飞行演示中，CW-21战机展示了其卓越的飞行性能，令空军将士们为之振奋。他们与空军装备的法制D.510c战机、俄制伊-152和伊-16战机进行了精彩的飞行对抗演练，其中俄制伊-152战机的驾驶员是我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黄泮扬。

在成都，CW-21战机还与寇蒂斯公司的另一款新机霍克75Q战机进行了联合展示。另有资料称，陈纳德上校在看到CW-21战机的卓越表现后，亲自驾驶该机击败了俄制伊-152战机。

此后，CW-21战机和霍克75Q战机又来到重庆广阳坝机场的空军第四大队驻地进行了飞行演示。飞行员们对CW-21战机的性能赞不绝口，多数人都主张购买这款战机。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看高层领导的意思。

尽管CW-21战机的表现令人惊艳，但其命运的走向并不为众人所知。或许是被恶魔诅咒的命运无法逆转，这款战机最终未能如愿在战场上展示其实力。它在抗战中的传奇生涯，却成为了历史中的一段佳话。在风云变幻的年代，中美两国围绕CW-21战机展开了一场博弈。由于战机价格高昂，每架售价高达7万美元，相较于1937年采购的霍克75H战机，价格翻了一番，这让美国方面对国民的支付能力产生了疑虑。中方认为其结构简单，应当全面本土生产以降低价格。基于与日机的作战经验，中方坚持对CW-21战机进行改进，包括升级玻璃风挡、增加机载武器等。

经过多轮协商，中美双方终于在5月31日达成协议。美方同意提供整机3架，另附27架组件材料由中方组装，来华演示机则以优惠价格售与中方。这一协议的达成，标志着中美两国在航空领域的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紧接着，资深航空史机械专家黄孝慈先生提供的历史考证引人注目。他提到，1939年4月2日，日轰炸机群袭击重庆时，罗伯法索驾驶的CW-21战机紧急升空迎敌。在这场战斗中，法索发现并重创了日方的伊式重轰炸机群。关于这场战斗的细节，黄先生的考证与一些中日双方的作战记录存在出入，引发了史学界的热议。

与此寇蒂斯公司的霍克75Q战机在1939年5月5日的飞行中失事坠毁，引起广泛关注。乔治·魏戈驾驶此机进行飞行展示，却在次日因飞行事故丧命。CW21战机的驾驶员法索立即前往失事现场查看，他发现失事的霍克75Q上的麦德森机炮并未开火，这与陈纳德的报告存在矛盾。

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一段关于日机被俘的事件。1939年1月31日，一架日陆航的意制菲亚特BR-20轰炸机因迷航被我军俘获。这架飞机后来被命名为沙洋号，成为了我军的宝贵战利品。1940年10月5日，这架沙洋号在成都凤凰山机场被日机炸毁。

在达成购买协议后，CW-21战机被送到空军第四大队服役。尽管航委会严令该机不得升空作战，但这架战机仍不幸遭遇不测。恶魔战机的诅咒似乎显现在了它的命运中。徐华江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一事件，当时这架战机在广阳坝被四大队接收试飞，然而在一次试飞中发生了硬着陆事故。

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揭示了中美两国在航空领域的合作与摩擦，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的交织。每一架战机、每一次飞行、每一场战斗都承载着无数英勇的飞行员和战士的汗水与付出，他们的传奇故事将永远铭记在历史的记忆中。董明德在试飞新战机CW-21时遭遇了意外。那是一架美方制造的新机，出厂编号为c/n21至4中的一架。董明德紧急刹车后，新飞机因为未经详细研究便投入使用，不幸倾斜翻倒。战机已然倒地，飞机下压着董明德。我们众人合力抬起飞机，从座舱中将他救出时，他已满身鲜血，人事不知。一架全新的战机就此毁损，令人痛心。

董明德是空军头号王牌大队第四大队的大队长，抗战空军英雄。自抗战爆发以来，他一直身处前线，英勇无畏，技艺高超。曾驾驶伊-16战机在南京城外击退日军，为南京城的解放争取了时间。这样的英雄人物却因一架战机的意外而身受重伤，令人扼腕叹息。

这批CW-21战机共有三架，按照我方要求进行了改装，安装了12.7毫米和7.62毫米，加装机腹副油箱，但并未加装风挡，发动机换成了1000匹的Cyclone发动机。虽然重量增加到了1900余公斤，但其飞行性能较原型机有所下降。

这批飞机于1940年抵达缅甸仰光，但由于滇缅公路关闭，直到1941年春仍无法运回国内。中美双方商定后，最终交由空军美国志愿大队（飞虎队）使用。虽然陈纳德对这款战机性能熟悉且对其有所保留，但他看到了其爬升性能的优异之处，认为其能对抗高空侦察机和轰炸机群。于是这批飞机被编入志愿队，调往昆明助战。

此次飞行任务的指挥官是埃里克希林，他挑选了肯恩梅里特和莱西曼戈伯格一同驾驶那三架CW-21战机。在昆明之行中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灾难。希林的飞机引擎出现问题后未能及时解决，导致曼戈伯格和梅里特在紧急起飞后陷入混乱之中。曼戈伯格的飞机在尝试降落时起火燃烧。最终曼戈伯格不幸丧命，而希林和梅里特则幸存下来但身心受创。这场悲剧再次降临在了这批飞机上，令人痛心不已。陈纳德得知希林及其团队的一系列失误后，愤怒至极。他决定立即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希林在诸多错误中所负的责任进行追究。这些错误包括未及时给同伴分发地图、延迟前往昆明的出发时间（陈纳德明确要求必须在12月23日全员抵达昆明），以及在飞机引擎故障后未能迅速寻找备用机场。

根据志愿航空队的军官飞行员新规定，希林被罚款并撤销了其分队长职务，降为普通飞行员。尽管希林的抗议使得降职决定被撤销，但陈纳德仍决定减少他的飞行任务，这使得他失去了成为空战英雄的机会。那仅有的三架CW-21战机，自此再也无法重返蓝天。

多份美方资料显示，当志愿队接手这三架CW-21战机时，它们还处于民用状态，没有任何武器、无线电和副油箱。希林与队友在凯多机场为战机安装了副油箱，然后前往同古寻求补齐设备。他们发现无论是志愿队还是英国皇家空军，都无法为这三架CW-21战机提供所需的无线电设备，这也是导致飞机失事的主要原因之一。

战后，希林回忆称，这款原始的CW-21战机时速高达535公里，但爬升率每分钟仅810米，与空军记录的1440米有很大差距。尽管如此，其爬升率仍高于志愿队主力战机P40B的90米。即使与当时日本海军航空的零式舰战11型和21型相比，其爬升率也仅落后一点。这让希林坚信自己能在日本侦察机反应前将其击落。

这次飞行事故让国民决定为志愿队飞行员颁发一种名为“血幅”的布料。血幅上印有国旗和感谢来华助战的洋人字样，自1938年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起就开始使用。在事故中幸存的梅里特最终也没逃脱命运的捉弄。1942年的一次空袭中，他因乘坐的吉普车被战机撞毁而丧生。

希林曾一度预感自己将命丧战场，但奇迹般地活到了战后。在国共内战时期，他加入了陈纳德的空运队，并在一次冒险任务中成功接走了同事和一位军官的女儿。回国后，他写下了一本回忆录，自称是第一位为P40B战机涂上鲨鱼牙的志愿队飞行员。这位传奇的飞虎队员直到2002年3月18日才离世。

因日本的威胁加剧，1941年，英国重新开放滇缅公路，将滞留缅甸的CW-21战机组件材料运往云南垒允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这批战机也未能幸免于难。在钱昌祚担任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监理后，生产逐渐恢复。但珍珠港事件后，形势急转直下，日军进攻如潮，滇缅公路面临被切断的危险。最终，CW-21战机仅制造出了两架便被迫撤离。这段历史被钱昌祚记录在回忆录中，成为一段珍贵的回忆。对于该机样机的试飞评估，志愿队认为其相较于P-40B机更为适用。然而不幸的是，在由仰光飞往昆明的途中发生了事故，未能参与战争。

库房物资堆积如山，包括最近泛美航空公司试航时从美国东部带来的物资。面对此情此景，我深感痛心并下令警卫大队进行焚烧破坏。由于无法获取，未能彻底视察破坏情况。

我亲自监督焚烧官舍，看到美员俱乐部被焚毁，并有多处起火。于是，我乘坐自用的旧福特小轿车与王兄一同撤离。原本计划由顾德昌驾驶，但顾看见一辆空卡车后，决定自行驾驶并带走十几名员工。我在下午三点离开垒允，对于三四年的建设成果——百万元美金投资及待制造的飞机器材，在我手中化为灰烬，这成为我终身的遗憾。

中杭厂老员工叶肇坦在回忆录《中杭厂始末记》中，对飞机制造厂的毁灭表达了深深的感慨。许多中杭厂员工回忆起当年撤离垒允时的情景——看到一片大火和浓烟弥漫的惨状，至今仍痛心不已。

早在1940年10月26日，垒允遭受日机轰炸之前，航委会就已内定钱昌祚为中杭厂的负责人，但他拒绝了这一任命。对于仅完工两架CW-21战机却不得不焚毁剩余战机的事宜，钱昌祚深感遗憾。他在《浮生百记》中写道：“我甚后悔1940年9月未接受中杭厂监理任命。如果我接任，轰炸后不久应可疏散复工，三十架CW-21机或许能在撤退前完工，对抗战将大有裨益。”

关于剩余的CW-21战机组件材料未能及时搬离以及中杭厂直至最后一刻才决定弃厂撤离的原因，实际上源于空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早在1942年3月，垒允厂就有迁厂的打算。钱昌祚曾建议将中杭厂的CW-21机制造部分迁至昆明第一飞机制造厂。然而这一建议却被当时的航委会技术厅厅长黄光锐所否定。黄光锐作为原广东空军的领军人物，为了维护原广东空军人员的利益，反击中央系的打压，婉拒了钱昌祚的建议。因为第一飞机制造厂主要是原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的人员构成，以广东人为主，而黄光锐担心允许中杭厂迁入会改变人员构成比例，从而引发进一步的派系斗争。

黄光锐作为原广东空军司令，在投效中央后虽受到打压，但仍保持着反击的态势。当钱昌祚的建议提出时，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央系试图逐步腐蚀第一飞机制造厂的开始，因此他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空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了战机材料的损失和工厂撤离的延误。在滇缅战局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钱昌祚提出了将祥云第五修理厂和一制厂合并，并由中杭厂迁往祥云，负责祥云以西飞机制造工作的方案。这一提议被黄光锐断然拒绝。黄光锐显然无法接受广东系的第五修理厂放弃祥云以西的地盘。面对这样的回应，钱昌祚得到的指示是，一制厂需在保山疏建库房，这意味着中杭厂将被远远地迁移到保山。

此时的日军先锋已逼近垒允，中杭厂已经失去了最佳的迁厂时机。全部CW-21战机组件材料被迫自爆，已完工的两架CW-21战机也在同一时间被销毁。随后，中杭厂在保山遭遇了毁灭性的大轰炸，这场轰炸让这家当时最现代化、最著名的飞机制造厂在抗战历史中消失。

CW-21恶魔战机在整个二战中，仅有荷兰装备了24架CW-21B型战机。在与日军的交战中，这些战机与荷属东印度海域的日军展开了激战，但最终被日军的零战打得落花流水。很难想象，当年驾驶零式舰战的日军飞行员在面对荷兰空军的CW-21恶魔战机时，同样将其戏称为打火机、纸飞机。无论是零战还是恶魔战机，都有着无法克服的缺点，这反映了轻型战机在二战空战中的困境。

《飞翔的勇士：CW-21“恶魔”战斗机与抗日战争的英勇篇章》

作者（美国）Daniel Ford等

在动荡的二战年代，CW-21“恶魔”战斗机如同一颗闪耀的明星，照亮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这部英勇史诗的篇章，由多位杰出的作者共同谱写。

许剑虹先生的《飞虎雄风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战史》，深情描绘了美国志愿飞行员们的英勇事迹。他们跨越重洋，来到中国，驾驶CW-21“恶魔”战斗机，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贡献自己的力量。每一个飞翔的勇士，都在战争中展现出了他们的英勇与智慧。

谭立威先生的《寻找梦想的边疆，航空1934-1942的烽火岁月》，则向我们展示了那段历史中年轻飞行员的成长历程。他们在战火中成长，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最终成为抗日战争中的英雄。这部作品中充满了激情与热血，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

郑梓湘先生的《民国广东空军沧桑史》，则为我们揭示了广东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辛历程。他们驾驶着美制的CW-21“恶魔”战斗机，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

陈田军先生的《飞将军黄光锐》，则向我们介绍了一位英勇的飞行员——黄光锐。他在抗日战争中驾驶CW-21“恶魔”战斗机，屡次立下赫赫战功。他的英勇事迹，成为了航空史上的传奇。

这些作品，都生动展现了CW-21“恶魔”战斗机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那些飞翔的勇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奇技网频道，一起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