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欧洲与古代中国谁更专制？
中国皇帝对财权、军权的掌控远超中世纪欧洲国王
近日，一篇名为《莫妖魔化中国古代制度》的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文章提出，中国古代王朝并非绝对的独裁，拥有谏议、史官、科举等先进制度。与此相对，中世纪欧洲的国王独裁程度更高。对于这一观点，我们不禁要深入探讨。
中世纪欧洲与中国在政权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别。欧洲主要实行封建主义，国王与臣属间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国王作为贵族一员，需在贵族会议的共议下行使权力，且其权力仅限于王室领地内。在此之外，各地由封建领主独立管理。早在7世纪，英国便出现了贤人会议，拥有在国王之上的立法、审判等重要权力。到了13世纪后，尽管王权有所扩张，建立起绝对君主专制，但仍需顾忌议会的力量。
相较之下，中国自秦朝始，便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全国划分为郡县，官员选拔、赋税征收等大事，皆由皇帝一手掌控。那些被视为能制约皇帝的相权、谏议权，实则源于皇权，其制约效果十分有限。
更关键的是，西欧国王对国家的统治权与所有权分离。当他们需要征税以维持运作与国防开支时，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诸如英国的御前会议、贵族大会议、国会，以及法国的三级会议等机制，都是这种权力分离的体现。
而中国皇帝则拥有对国家统治权与所有权的绝对掌控。这种差异在征税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皇帝可以直接从国家财政中调配资金，无需经过复杂繁琐的议会讨论。
简而言之，中国皇帝在财权、军权等方面的集权程度，确实远胜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威廉三世，在光荣革命后登上英国国王的宝座。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他的统治背景以及中世纪欧洲国王在权力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
在中国古代，君民关系有着明确的分工：君主发号施令，臣子执行这些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百姓则需上交税赋，以支持国家的运转。在古代欧洲，国王在财政和军事方面常常捉襟见肘。由于缺乏财权，他们往往无法自主养军，战时往往需依赖封建契约请贵族出兵，或向银行借款。例如，英王约翰在应对战争时曾大幅度增加税赋，引发贵族反抗，最终签署了《大宪章》。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国家财政权被议会掌握。
与中国的皇帝相比，中世纪欧洲国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也大为逊色。他们受到教会的极大影响。在君权神授的观念下，国王被视为上帝在世俗世界的代表，而教会的地位则相当于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这使得国王的合法性受到教会的制约。罗马教廷对国王的权力有着实质性的限制，当国王的行为引发不满时，人们往往会寻求教会这个替代权威的保护。古老的德国习惯法《萨克森明镜》就提到：“上帝把两把剑留给世间。给教皇以精神之剑，给皇帝以世俗之剑。”这反映了教权对王权的重要影响。
在需要的时候，王权甚至会主动寻求教权的支持。例如，征服者威廉在进攻不列颠前，就从教皇手中接过旗帜，以获取罗马教廷对此次军事行动的支持。黑斯廷战役后，约克大主教为威廉加冕，宣誓保证维护教会权力，并要求威廉持守良法，成为贤明之王。这说明在古代欧洲，即使国王需要扩大自己的权力，也必须得到教会的首肯和支持。古代欧洲国王在财政、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受到了诸多限制和挑战。他们需要在与教会的互动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更多的权力。光荣革命后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的统治背景正是这种历史演变的产物。他面临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问题也是古代欧洲国王普遍面临的挑战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王权与教权的角逐一直是欧洲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篇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争斗，便是这一竞争的具体体现。因主教任命权的争夺，两者的矛盾愈发激化。最终在1076年，亨利四世宣布废黜教皇，然而教皇也不甘示弱，强硬地开除亨利的教籍，并废黜其王位。教皇的号召下，德国人纷纷反对国王，使得亨利四世的王位丧失合法性。在这场较量中，最终亨利不得不向教皇求饶，身着平民衣服，冒着风雪在教皇住所外等待三天三夜。获得接见后，亨利亲吻教皇的靴子以示臣服，才得以恢复教籍。
相较于欧洲的这一幕，中国的皇权与儒学之间的关系则呈现出不同的画面。儒学虽也鼓吹君权神授，但其本身并不具备政治实体的力量。儒学群体并不掌控意识形态的终极解释权，相反，他们更多地成为皇权专制的附庸。以董仲舒为例，他的大一统思想受到汉武帝的赞赏，但皇权对天谴论的约束却被武帝所唾弃。甚至当董仲舒试图借宗庙大火批评皇权时，他差点因此丧命。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也承认，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非依赖于天意。
在欧洲中世纪，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教皇册封国王是常态，而在中国则是皇帝不断加封孔子及其后人。这种差异显而易见地展示了在精神层面，欧洲教皇与国王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中国皇帝对儒学的单向强化有所不同。简而言之，古代欧洲国王与中国皇帝的专制权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欧洲的王权是在法律框架下行使，而中国的皇权则强调法自君出。在欧洲，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他们不能随意剥夺臣属的自由或土地。而在中国，皇帝的权利似乎更加绝对，他们实现了行政集权化与司法一体化。
这种差异也反映了东西方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在欧洲，教会、贵族和君主之间的权力制衡长期存在，而在中国，皇权的绝对性更为突出。这种差异不仅影响了各自社会的发展轨迹，也影响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亨利四世向格里高利七世恳求宽恕的历史背景源自古代欧洲皇权与教权之间的纷争。在当时的欧洲社会，皇权与教权的冲突和斗争，不仅关乎政治权力的分配，更关乎对信仰与权威的诠释。这样的背景之下，亨利四世的请求不仅体现了个人的谦卑与妥协，更反映了当时社会权力格局的变迁。
王毅在《中国皇权社会赋税制度的专制性及其与宪政税制的根本区别》一文中深入探讨了古代中国皇权社会的专制性。与此施诚的《论中古英国国王靠自己过活的原则》揭示了中世纪英国国王的生活状态和权力结构。尽管历史背景和国别有所不同，但这两个社会都存在着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个体自由的限制。黄春高的《西欧封建社会》和王亚平的《权力之争中世纪西欧的君权与教权》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和深入的历史背景分析。历史上的这些纷争和冲突，都是古代皇权与教权斗争的真实写照。而亨利四世向格里高利七世的恳求宽恕，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一次重要事件。它不仅反映了当时欧洲社会的权力斗争和信仰冲突，更体现了个人在权力面前的无奈与挣扎。这一事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对我们理解古代欧洲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频道更新，让我们一起探寻历史的真相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