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为何出现那么多伪道德的人？

在东汉中后期的华夏大地上，道德之风盛行，仿佛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一个善人善事的海洋中。以青州为例，出现了一位名叫赵宣的大孝子，他在父母墓隧中守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一守就是20多年。这一事迹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连当时的大名士、新上任的太守陈蕃都前来拜访。令人震惊的是，赵宣在守丧期间竟然生下了五个孩子。陈蕃大为震怒，指责赵宣欺骗世人、玷污鬼神，当即将其治罪，赵宣的守墓行为也成为天下笑谈。

饰伪求名者自古就有，但在东汉中后期，将行善事、做善人当作一种风尚的却绝无仅有。难道当时的人们境界特别高吗？并非如此。这背后的原因不得不归于两汉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孝悌之义的重视。

汉代以孝立国，儒家学说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迅速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选人用人方面，汉代实行察举制，德行为先、孝悌最重。这一制度导致德行成为最热门的追逐品。好事未必容易办好。德行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时评来评定，这就导致一些人挖空心思作秀求名，甚至沽名钓誉。比如赵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东汉末期，曹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主张“唯才是举”，甚至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亦当举为所用。尽管如此，社会上仍流传着一些民谣，如“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表明在大面积作假的情况下，以道德为导向的察举制已经失去了选贤任能的功能。

中国人历来重视德行。早在孔子时代就明确提出道德的重要性。考德自古就是一个难题。如何考德？考哪些德？如何把握对德的严格要求和不求全责备之间的平衡？历史上对于官员考德的探索给了我们一些借鉴，但也提醒我们考德的复杂性。比如《论语》里就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何解释古人曾说的“不以一眚掩大德”？在现代社会中，全方位考察官员的德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

实际上，考德不仅需要严格的标准，更需要有效的方法。历史上对于考德的探索多种多样，但实行起来却相当困难。比如诸葛亮的识人七法、刘劭的“八观”、“五视”、“七谬”，虽然包含了诸多深刻的见解，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诸多困难。毕竟，德行无法像才情那样通过考试来评定。这也解释了为何后来的科举制逐渐取代了察举制作为选人用人的主要制度——因为考试只能考才无法考德。尽管人们对科举制存在一些争议，但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而不是要不要考试本身。

古人对于官员考德的探索提醒我们考德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严格考察官员德行又不侵犯个人隐私的有效方法。同时我们也要明白考德自古是个难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完善。探讨道德在公私之间的微妙平衡，是一件引人深思且颇具挑战的事情。当我们谈论私德的不和谐是否必然导致官德的不完整，我们其实是在探讨人性复杂多变的一面。每个人，包括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他们的道德标准并非一成不变。一些官员，可能在掌握权力后，会因种种因素而腐化变质，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d于考德的不彻底。考德固然有其价值，但治理贪污、整顿吏治，并非单凭道德二字就能解决。一个“德”字，无法承受所有问题的重压。

当我们寻求解决之道时，既要关注考德，也要关注制度建设。考德的初衷是选出“好人”，而制度建设的目标则是防止人“变坏”。只有二者并重，才能实现官员在面临各种诱惑时，不愿为、不敢为、不能为的理想状态。这样的平衡，既需要道德的引导，也需要制度的约束。

回溯历史，东汉中后期为何出现众多伪道德的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或许，那正是道德和制度失衡的时期，私德与公权之间的界限模糊，导致一些人为权力所累，忘记了初心和使命。这也提醒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注重道德和制度的双重建设，确保公私之间的和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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