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被定性为“黄种人”是种族歧视的结果

在黄祸之说盛行之时，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创作了一系列以傅满洲为主角的小说，将中国人描绘成奸诈取巧的象征。人种划分中，亚洲人包括中国人被归类为黄种人或蒙古人种，但这一划分并非基于科学，而是政治观念。

在种族划分的背后，隐藏着欧洲人的种族偏见和歧视观念。中国人最早被西方旅行家称为白人，但随着种族偏见的加深，逐渐被描述为黄皮肤。这种转变源于欧洲人在东亚传教的失败，以及对东方中、日两国传教的挫败感。在古代西方人的观念中，欧洲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白种人与信仰紧密相连。随着欧洲人在东亚的传教受阻，对中国人、日本人的肤色描述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白色转变为暗色、棕色、红色、黄褐色甚至黑色。

从18世纪开始，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的皮肤被统一称为黄色，这一称谓的始作俑者是瑞典生物学家林奈。他在《自然系统》一书中将亚洲人的肤色定义为具有黄色、浅黄色以及死亡、幽灵般贬义的词语。此后，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创造了黄种人或蒙古人种的概念，将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归入其中。这一概念迅速与匈奴人、蒙古人西侵欧洲的历史记忆相结合，发展出了流行一时的黄祸论。

近代欧洲人对黄祸的恐惧，主要源于日本和中国的崛起。当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向富强，中国也开始现代化进程，这让欧洲在东亚的扩张受到阻碍。中、日两国的大规模移民也被认为挤占了白种人的生存空间，加剧了欧洲人的恐慌。德皇威廉二世甚至绘制了黄祸图，代表欧洲女神防范远方的敌人——代表日本的佛陀及代表中国的龙。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种族论极为信奉，并根据需要解释自身种族。梁启超等人认为黄种人是唯一能同白种人竞争的种族，并预言未来会有黄白种战。他们全盘吸收了西方的种族歧视观念，以求增强国人对黄种的信心。晚清知识分子将西方人所宣传的黄祸视为中国巨大潜力的表现，断定未来必有一场黄白种战。

与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诉求不同，日本起初并不屑于和中国人并列为同一种族。日本在维新后发展起来，希望得到白种人的平等对待，而不愿意同中国人一起被列为黄种人之列。但随着侵略需要的增加，日本开始自居为黄种人的代表。

种族划分和种族论是一种充满偏见和歧视的观念。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都应该摒弃这种观念，尊重彼此的差异和多样性。在田口卯吉的《日本人种论》中，日本学者提出关于人种划分的独特观点。他们认为西方所称的蒙古人种，即我们熟知的黄色人种，其实在大和民族与中国人之间存有人种差异。尽管日本尝试解释其观点，但在巴黎和会上，欧洲列强并未接受日本关于人种差别的提案。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逐渐转变了其种族起源的观念，开始认同自身作为黄种人的代表，并以此身份与白种人形成对立。这种观念转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尤为明显。

日本学者山县有朋建议认识到黄种人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并鼓励与中国建立信任关系。在二战期间，日本巧妙地利用同种论作为其侵略行为的合理化手段。无论是在占领朝鲜还是扶持伪政权的过程中，日本都大力宣扬日满、日蒙的同祖论调。甚至在汪伪政权建立后，日本倡导黄种人联盟的观念，以此激发民众的自豪感。这些策略的背后逻辑是种族观念在当时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正如冯客在其著作《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中所言，种族是一种文化构造的产物，而非客观事实。生理特征被赋予了社会的意义，使得种族范畴的所指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越南人和菲律宾人的例子展示了种族概念是如何随着斗争形势而变化的。因此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种族划分的方法既充满种族偏见又缺乏科学支撑我们应该摒弃以肤色划分人种的概念。然而这种观念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它根植于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无论是日本的种族观念还是中国对黄种人的认同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观念产物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其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而非简单地将其视为种族歧视的结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和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以及人类多样性的本质。因此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同时摒弃基于肤色划分人种的偏见共同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