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日解放前的时代，我们的生产队如同现在的社区，几乎遍地都是茅草屋，难觅瓦房的身影。即使是地主家庭，也大多以茅草屋为主，瓦房只是少数。即便丰收在望，家庭也舍不得用大米，往往选择将大米出售，仅吃碾碎的米。这一时期的笑话中，有一个地主家庭虽拥有上百亩土地，却一日三餐仅以豆瓣为伴。这样的茅草屋，便是老百姓的栖息之所。
相较之下，现在的清宫剧中描绘的皇室与民间皆富丽堂皇的景象，仿佛是天上人间，家家丰衣足食。坊间对康乾盛世的描述却是康熙康熙，吃糠喝稀，一日三餐能饱已是奢求，更别提鸡鸭鱼肉了。
马噶尔尼访华时，他的观察或许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同样是盛世，杜甫在《忆昔二首》中描述的开元盛世，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而清朝时期，即使是京城的高官，生活也普遍贫困。
以李慈铭为代表的晚清文人，做京官时常常面临揭不开锅的窘境。他们的收入微薄，难以维持体面生活。虽然穷困，但他们仍需维持翰林京官的身份与各种交游活动。当时的京官生活艰苦，有学者粗略统计，京官的工资相当于现在的两千多元人民币，这对于巨大的生活开支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为了维持生活，京官们不得不借钱度日，同时眼巴巴地盼望外官来送各种资助。于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京官们到处打听地方官进京的消息，一旦确认，便奔走相告，趋之若鹜。
在这样的背景下，《水浒传》中对武大郎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底层人士生活的窗口。武大郎只是一个卖炊饼的小商贩（相当于现代骑着三轮车卖早餐的人），社会地位低下，随便什么人都能欺负他。而他所居住的二层小楼在城市中更是难得一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时期的城市景象：当时众多来华传教士都有记录显示人们食品丰富、穿着讲究、家里陈设华丽。这些生动的历史细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在清代笔记《平圃遗稿》的记载中，京城的剧院成为了官员们社交的重要场所。参与剧院活动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若是不参与、不回应邀请，便可能被边缘化，长久地脱离这一社交圈，甚至会影响到仕途发展。这种现象揭示了当时官场中的一种隐秘规则：社交活动其实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投入。
中兴名臣曾国藩，这位从湖南大山走出的青年，一路北上成为京官，他的仕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做了京官后，他常常因缺钱而发愁，甚至一度被手下人炒了鱿鱼。在道光二十一年的年底，曾国藩在湖南老家筹集的资金基本花光，他不得不借债过年，随后的债务逐渐累积达到千余两。这种长期的经济压力，甚至在梦中都让他羡慕他人得财。尽管曾国藩已经跃升为清朝的副省级官员，但因为缺乏路费，他仍无法回家探望家人，这令人感到深深的无奈与欷歔。
相较于曾国藩，晚清最穷的京官当属刘光第。他的困境令人难以置信：连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只能在北京的五环外盖起破旧的篱笆房。家中请不起老师，便自己教授子女。每当有客人来访，只能以白酒和芋麦招待。刘光第的家人穿着破烂，与沿街的叫花子无异。他每天甚至需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可谓穷到了极致。
这些京官们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清朝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从乾隆时期的吏部尚书陈宏谋的生活境况，便可一窥究竟。陈宏谋为官廉洁，但家里缺钱时，甚至需要出售朝廷赐予的人参以补贴家用。从薪俸角度看，从乾隆时期到清朝末期，虽然薪俸制度大体相当，但物价水平不断攀升。这使得以银为主要货币手段的京官们受到冲击，低薪生活雪上加霜。
清代官场中的腐败问题，与这种经济状况有着密切关系。一旦穷京官有机会晋升地方官或主考官，他们往往会变本加厉地进行非法搜刮，以弥补以往的贫穷之苦。为了保住官位，他们上下勾连，只求做官发财。如三朝元老曹振镛，他把这种做官套路发挥到了极致。
《清室外纪》记录了一段曹振镛的心得体会：要想当官，首先要善于建立内部关系，贿赂之费不能小气；态度要圆滑；遇到事情不可承担责任；凡事都要认真，但不可有立功之心；遇到困难则取巧规避。其中“模棱二字”成为其官场哲学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像曹振镛这样的不作为的三朝宰相，代表了清代官员的整体官场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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