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航天合作为何难破冰

1月9日，中国航天局局长许达哲应邀参加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国际空间探索论坛，本是积极迹象，却让人联想起中美航天机构间合作彻底停滞的现实。在中国2013年以15次航天发射位居世界第二的局面下，这一沉寂局面暗含的隔膜和排斥分外刺眼。

30年的排挤

美国对中美航天合作的障碍首推“沃尔夫条款”。由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提出的该条款禁止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以及任何与之有商业关系的企业与中国接触和合作，就连NASA局长查尔斯·博尔登赴北京出席国际宇航大会也要申请特许，2013年10月该局拒绝耶鲁一名中国籍博士后参加其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还引起学者抗议。这种压力并未随着沃尔夫2013年年底的退休而消失，2013财年国防预算法案在放宽美国卫星出口管制的，明确要求对华出口卫星或在中国发射美国卫星需总统特许。

这个排挤过程并非始自今日。上世纪80年代中期，长期为军事服务的中国火箭导弹工业的国内需求萎缩，恰逢美欧航天发射相继失利，用刚发射12次的“长征”火箭一头闯入国际市场。此后“长二捆”火箭的研制、运载能力和发射频率的提升都得到商业市场的有力助推。尽管1996年前后因质量波动遭遇几次严重挫折，仍完成了可靠性的涅磐。1990提到1998年间，商业发射一度占到中国运载火箭发射总量的66%，在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份额约占7%～9%。

，美国国会1999年发表的《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技术改进导弹，并向伊朗出口导弹技术，从此禁止卫星及其零部件对华出口。由于美国技术领先，欧洲和日本制造的多数卫星也很难没有美国部件，这实际上将中国挤出了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6年后中国打破沉寂，并随着先进卫星制造能力的提升，开辟了向第三世界国家整星出口、星箭在轨交付的市场，到2013年年底达到5颗，并开始探索微小卫星搭载发射市场，但国际市场份额仅占3%。虽然计划到2020年力争提高到15%，又面临刚刚发力的美国私营航天发射业的有力挑战，后者即将问世的几型飞船性能都超出“神舟”，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更以显著的价格优势威胁到“长征”的市场。

“天宫”的客人

国际发射市场的排挤不是中国1992年决定发展载人航天的原因，但“神舟”飞船和“天宫”空间站却为中国人提示了应对这种排挤的心理空间——有火箭的国家不少，不让中国挣钱无妨，在飞船领域中国已然占据先机，空间站更将是唯一的独立王国。

在自身航天政策和技术手段的波动中，美国人也不止一次地恭维了中国。大片《地心引力》中求助于“神舟”的美国航天员是虚构，但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事故后，“神舟”和“联盟”号飞船的确一度是人类仅有的往返国际空间站的工具。，美国最远的想法也只是用“神舟”充当“联盟”的备份，这显然对中国吸引力不大。

中国对国际空间站的态度一波三折，也因为美国自己对国际空间站一度视为鸡肋，直到最近决定将其使用寿命延至2024年，服务于登陆小行星和火星的计划。而且美国并不是从资金和技术上需要中国参加国际空间站的合作，更大用意还是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这是历来看重独立掌握技术的中国所迟疑的，一旦像欧、日那样纳入美国分工，万一翻脸势必无法自立。从战略上看，中美关系缺乏这种合作需要的亲近度和长期稳定性，2011年美国干脆完全阻断中美航天接触，正体现了这一点。

美国一直为国际空间站乃至整个航天发展的经费发愁，中国航天能力由于注重小而精，经费压力看似不大，但随着人类太空开发和航天应用迟早迈入上规模的阶段，中国既要保持独立技术能力，又要更大规模的发展，还是远超一己之力。

按理说，中国与俄、欧联手也是选项，这两方面的合作也不无亮点，在飞船、空间站等基础大项目上却进展不大。特别是中欧间围绕“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的合作，更是双方利益冲突的失望范例。除了航天技术上美国的主导使中俄、中欧合作都达不到摆脱美国的程度，中、俄、欧三方自身对主导权的争夺仍是根本原因。

下一步中国空间站建成后，也必将面临与国际空间站类似的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价值，邀请其他国家进站开展科研完全可以想象。鉴于主要航天大国已有国际空间站，这种合作或许仍具有中国航天发射新市场的特色——以第三世界相对被西方边缘化的国家为主。不管从政治上还是技术上，国际空间站的美、欧、俄、日等合作方邀请中国参与的可行性都不大。这种局面到底谁损失更大一些，只能见仁见智了。

中美之间的双边航天合作即使可能，也最多集中在对地观测数据共享、共同监测太空碎片和科学实验等方面。中国的探月或可能的登月举动，要吸引有实力的国家实质参与也不容易。

观念陷阱

表面上，中美航天合作障碍在美国指责中国窃取技术、暗助军事能力。虽然无从证实美国指控的真伪，中国为增强国防实力，动员了尽可能广泛的手段仍有据可测。比如，中国有钱，俄罗斯有技术，却并未联合研制飞船、战斗机和航母等关键装备，而俄美航天合作始终保持着温度。技术被迅速学走，并培养出战略和经济上的竞争者，是俄罗斯的主要担忧。

当前，中国舆论对中美航天合作遇阻，忽而为美国有眼不识中国实力而愤懑，忽而充斥着“鼠目寸光”、“百般阻挠”、“冷战思维”、“诋毁蔑视”甚至“反华发泄”等悲情控诉，仿佛美国议员都是滥用职权、不可理喻之辈，却忘了其提案若对美国利益不能自圆其说，何以赢得多数票成为法律?而中美合作尚不如美国与冷战死敌苏联，恰恰需要注意美苏在对抗之中的利益沟通、谈判和妥协，这正是中国当前所不擅长，也投入不足之处。

受观念狭隘影响，中国当前舆论对本国和世界航天现状的认识普遍不专业。

比如，美国的确将商业航天发射和相当一块卫星制造市场都让给了欧、俄、日，但为政府服务的非商业航天发射占世界全部发射的六成奇技网以上，卫星也有2/3由政府订购，一般不对非本国卫星制造商开放。中国在轨卫星虽过百，但目前全球在轨工作的航天器总数是1140个。

在对自身技术实力的认识上，中国自豪的主要是火箭谱系、载人航天、探月、卫星等重要能力的有无问题，其实在高轨道发射能力和新型发动机等领域仍明显落后。如果总是与日、欧、俄、印等对手比单项，别忘了这些国家很少打算与美国全面追赶和竞争，在实力未及的领域，可以借助与美国的合作先行解决问题。在规模上，中国虽已达世界第二、三位，但必须考虑到美国正处在开拓新领域的转折期，近地轨道等成熟领域的规模问题已交经市场并前景诱人。因而，在航天这种比拼国家极限体能的领域，中国航天虽“相当规模、专业齐全、完整配套”，从整体负担来说不无压力。

在中美航天合作障碍中，中国舆论对美国指责最多的中国太空军事化潜力也的确不够低调。有时，中国媒体喜欢借俄罗斯“专家”之口炫耀这些潜力及其“将美国优势归零”的对抗前景，也有时大谈“快舟”小型运载火箭“快速发射卫星或反卫星武器”的价值，而且宣扬“可以像中程导弹一样大量部署”。就连在发射“高分一号”卫星的火箭上安装荷兰卫星分配器发射小卫星，也要想地强调“证明了中国分导式多弹头技术更加成熟”。

按理说，美国拒不接受中国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建议，中国有权有所准备，但既如此，又将中美航天合作的障碍全部归咎于美国，甚至戴上“反华”的帽子，就没有意义了。上升势头最猛的第二位追赶者，注定需要极高的技巧。合不来，有实力单干，就不合作;想从对方获得技术好处和认同感，就不要对猜疑和排斥只知恨得咬牙切齿，可否缓和戒心，寻求妥协，最起码避免将对方利益一概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