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史上最大耻辱：中条山战役中央军成了遭殃

　　1941年5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军队在晋南对日作战。若是提起抗战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场战役，无疑是史上称之为的中条山战役，也称作晋南会战。这场战役，国军被俘三点五万人，遗弃尸体四点二万具，而日军仅被打死六百七十三人，负伤二千二百九十二人。连蒋介石这个国军的总司令也不得不承认，晋南会战是“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大规模对日作战。

　　百团大战之后，遭到重创的日军更加认定深入其后方的八路军是华北治安肃正的最大癌症，必须集中全力予以剿灭。中条山地区近二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存在，牵制着日军三个师团，如果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就可以全力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因而决定发动中条山战役。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紧靠晋、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和黄河大转弯处北岸，东西约一百七十公里，南北约五十公里，是华北沦陷后正面战场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唯一较大而突出的阵地，东至太行山、太岳山、西接吕梁山，向西屏障潼关，西安、向南护洛阳，向北接同蒲路，是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地带。

　　中方守军十六师，约十五万人。日军六个师团，近四个混成旅，三个飞机飞行团，总兵力约十万人。守军有利条件还是很多。中条山附近一直是双方自内战爆发之后的前沿地区，在战役爆发前的三年之中，互相对峙。国军一直没有修筑较好的防御工事，到战役爆发时，才仓促应战。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的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从整个战役来看，“守军处处被动挨打，毫无积极主动精神可言，有利条件荡然无存，甚至没有还手之力”。道路崎岖，交通困难，兵力机动和补给运输均感不便，各部队均无粮食储备，正式开战仅四天，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就致电蒋介石，说“大军已绝食三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空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武器装备落后，炮兵极度缺乏，日军拥有七十五毫米奇技网以上口径火炮五百门，而守军平均每师只有一门，根本无力封锁山口道路，更别谈打破日军封锁。

　　日军空军威胁极大，交通线、通讯联络经常被切断，作战第一天，师奇技网以上司令部多数被袭击。日军进攻中大量使用毒气弹，使守军无法坚守，难以长时间与敌周旋。，守军各部队待遇不一致，严重影响了部队团结合作。还有一条兵家大忌，晋南中条山因为屡挫进犯之敌，每谓中条山有金汤之固，有恃无恐，思想松散，警戒疏忽。鉴于上述双方兵力士气、武器装备等种种因素，这场战役的结果可想而知。在日军叫嚣“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的，蒋介石却在哀叹说，中条山战役是“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这场战役无疑又是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国军参战的十五万军人竟有四万二千人战死于日军的枪炮之下，而其中死伤的将校军官也不下好几百人，涌现出像王竣、唐淮源、寸性奇等一批杀身成仁、以身殉国的国军著名将领。

　　1941年5月9日，国军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竣，在晋南中条山与日军作战时牺牲。王竣，1902年生，陕西蒲城人，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1929年，在十七路军任营长。1932年，参加“围剿”刘志丹的红军陕甘游击队。1935年升为旅长。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率部担任黄河防务，同日军作战。1939年，所部改编为第一战区陆军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先任副师长，后升任师长。1940年春，王竣奉命率部进驻晋南中条山地区。5月13日，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在中条山战役中率部与日军浴血厮杀，战至弹尽援绝，自杀殉国，时年五十七岁。唐淮源，云南省江川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30年，任陆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三十五旅旅长。后率部多次同红军作战。1932年，升任第十二师师长。1936年，任陆军第三军副军长兼师长。卢沟桥事变后，参加高碑店、易水、涞源、保定等地作战，并在娘子关战役中与日军鏖战，战功卓著。1939年，晋升为第三军军长。

　　5月13日，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在中条山战役中率部与日军激战，身中八弹，英勇牺牲，寸性奇，云南腾冲县人。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与北洋军作战。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升任陆军第三十四旅副旅长。后曾任陆军第三军参谋长，湘赣闽三拾剿匪”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等职，参加“围剿”红军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不久，升任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奉命调守晋南中条山，坚持四年之久。梁希贤，陆军第二十二师少将副师长，陕西同官人。1941年5月7日梁希贤率部在夏县泗交至望原一线节节抵抗，出生入死十余次。9日，退到台寨村继续抗击日军。，梁希贤见全师伤亡殆尽，遂投黄河殉国。陆军第二十四师少将参谋长陈文杞，福建莆田人。7日，日军向守军阵地施放毒气。9日下午，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继续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最危急的时刻，陈文杞振臂大呼“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率领余部与日军厮杀，不幸壮烈殉国。

　　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策划“华北自治运动”，使之成为“防共亲日满地带”。又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不平等条约，让冀东大部分地区成为“非武装区”，迫使中央军、东北军及国民党势力退出华北，以至华北出现“权力真空”。但让各方想不到的是，1935年6月，正当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北平，建立亲日“自治政府”时，一直闲居天津的抗日名将宋哲元却趁机率29军进驻北平，稳定了平津局势。日本更是先是惊愕，后又暗喜。因为29军不是中央军，且军长宋哲元有反蒋历史，“不会忠于国民政府”，只要拉拢宋“充当日军之傀儡”，“华北自治”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日方暗喜过后，还是失望。宋哲元似乎正以其地方军阀的特性，巧妙地窥测日中势力的均衡，趁机进入所觊觎的“平津地区”，并不为自己所用。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尽管对宋的擅自行动十分不满，但也希望有人“收拾”华北残局，随后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可以说，宋哲元的29军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过“日本陆军以为宋哲元已为收买。实则宋哲元亦支那人也，决不愿日本夺取支那领土，观其态度之暧昧可知也。”宋哲元对日方虚以委蛇，可以从以下两件事看出。

　　1934年1月14日，日本关东军驻黑河（察省沽源东）司令官森一郎在察东以飞机散放“警告宋哲元军驻宋哲元书法龙门所部队声明书”，谓龙门所驻军系违背条约，应撤退赤城延庆以西，否则进攻。9月1日宋哲元偕总参议汤玉麟到北平。10月26日驻察哈尔张北、宋哲元部与日本武官及书记发生争执，所谓第一次张北事件。1935年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所谓第二次张北事件。宋哲元还面临着来自国民政府的压力。

　　长城抗战结束，第29军撤出长城阵地。不久，冯玉祥通电就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宋哲元保持沉默，何应钦多次要求宋哲元出面约束冯玉祥行动，但宋哲元始终拖延，干脆托病去西山修养，并警告准备进攻同盟军的庞炳勋，客观上维护了抗日武装。面对两方面的压力，宋哲元一边迅速扩充实力，一方面寻求中共支持。从1936年4月起，宋哲元对爱国学生运动的态度开始出现明显变化。4月下旬，他下令释放了在学潮中抓捕的爱国学生，坦率接受冯玉祥的批评，承认“哲元生性愚直，处事多有失当。”声言对学潮中被捕学生，“除有特别情形者外，均即随时释放，决不认真追究”。

　　同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为联络代表，到延安同中共中央接洽，表达他联合御侮的决心，中共中央领导人亲切与之交谈，充分赞扬了宋哲元的爱国精神。8月14日，毛泽东亲笔给宋哲元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饱含了共产党对他的关注、希望和鼓励之情。面对日寇日益蚕食领土，宋哲元集团选择了“抗日”“联共”与“服从中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