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也是倭寇？明朝和葡萄牙有什么恩怨史？
在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四十五年统治期间，明朝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一件在当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成为了此后四百年间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件——葡萄牙殖民者的到来并占据澳门。
说起这一重大事件，我们必须从葡萄牙殖民者的东来开始谈起。在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年），励精图治的明孝宗君臣正致力于“弘治中兴”之时，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国家葡萄牙，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东西方文明史的大事。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的远洋船队成功抵达印度卡特里亚港，这标志着欧洲人打开了通往巨大财富的“香料航线”，并正式开启了他们津津乐道的“大航海时代”。
自此之后，欧洲航海最发达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相继吹响了进军东方的号角。在葡萄牙人重点在南亚和东南亚扩张的过程中，他们于明朝正德六年（1subTitle）发起了对马来王国（今马来西亚）的进攻。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葡萄牙人成功灭掉马来王国并在当地建立据点，从而彻底控制了马六甲航线。与此侵略的阴云也开始笼罩向与马六甲隔海相望的大明王朝。
看似与明朝无关的这几场扩张，实则与其紧密相连。因为葡萄牙造访和侵略的诸多南亚东南亚国家，都是明朝“朝贡贸易”体系下的附属国。尤其是马来王国，在葡萄牙人东来之前，这些国家常来进贡并顺便做生意，而广东福建各省也从中获利颇丰。自从葡萄牙殖民者东进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正德年间起，明朝市舶司官员们惊讶地发现往昔的许多老朋友不再来访。
对于明朝，葡萄牙殖民者早已向往不已。他们通过转运丝绸瓷器到欧洲市场谋取暴利，这本身就是他们开辟欧亚航路的终极目标。在巩固了对马六甲的统治后，葡萄牙人的目光自然转向明王朝。他们的手段软硬兼施，先坑蒙拐骗，被戳穿后则露出侵略的獠牙。
在正德八年（1509年），葡萄牙船队首次抵达中国沿海，停靠在珠江口岸。他们要求上岸进行贸易，但遭到当地的拒绝。随后，他们占领了珠江对岸的屯门岛，并在岛上修筑工事、刻石碑宣示葡萄牙“主权”。在之后的几年里，葡萄牙人不断尝试欺骗和贿赂明朝官员，以获取贸易许可。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和官府的注意。
佩雷斯作为葡萄牙使者入京期间，滞留广东的葡萄牙人露出了海盗面目。他们以贸易为名，在广东沿海大肆抢掠，甚至与广东当地海盗勾结贩卖人口。尽管广东官员对此心知肚明，但出于收受贿赂的考虑，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
正德十五年（1520年），佩雷斯至南京拜见正在南巡的明武宗朱厚照。他成功结交了江彬等宠臣并获得了贸易许可。然而广东御史邱道隆曾上书揭发葡萄牙海盗肆虐及贿赂镇守太监的事实却不了了之。佩雷斯在南京停留近一年后才离开。不久之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即位并很快收到了关于葡萄牙入侵的诉状引起了警觉并驱逐了葡萄牙人最终揭开了东西方之间第一次海上较量——屯门海战序幕这一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彰显了明朝在国际事务中的复杂角色与微妙处境。在明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葡萄牙人在寻求在屯门岛立足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他们的野心与实力。他们凭借开辟的香料之路的东风，连续平灭东非、南亚及东南亚的小国，未曾遇到敌手。当他们面对明朝的反抗时，首次遭遇了重大的挫败。
明朝官员汪鋐受命收复屯门岛，面对葡萄牙的坚固防御和重型战船，他临危不乱，首先采取策略，利用葡萄牙船只巨大行动不便的弱点，发动猛烈的火攻。特制的小船满载柴草引火之物，借风势扑向葡萄牙战船，将葡萄牙引以为傲的坚船利炮付之一炬。明军乘势反击，最终成功收复屯门岛。
这场战斗不仅展示了汪鋐的军事智慧，也揭示了明朝在火器制造和战船上的差距。战后，汪鋐积极向明建议推广使用葡萄牙的火器“佛郎机铳”，并成功说服皇帝朱厚熜接受这一建议。这种火器后来在明朝军队中经过改良研发，成为明军的主战火器，并在明朝的战争中大放光彩。
葡萄牙人并未因此放弃入侵的野心。他们在受挫后更是别出心裁，采取了游击战术。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入侵，而是开始尝试通过贸易手段来渗透和控制当地经济。他们派遣船只和士兵伪装成商人或渔民进行渗透活动，企图通过经济和贸易手段逐渐蚕食明朝的领土和经济利益。但明朝方面也早有准备，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和严厉的打击手段来应对葡萄牙人的渗透和入侵。他们禁止沿海边民与海外进行贸易活动，并实行连坐制度来打击葡萄牙人的渗透活动。这使得葡萄牙人的“垄断东方丝绸瓷器贸易”的野心最终成为黄粱一梦。尽管他们采取了多种策略来尝试改变现状但都未能如愿以偿地实现他们的目的。这些斗争最终反映了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和思考空间。这场斗争不仅揭示了葡萄牙人的野心和策略也展示了明朝官员的智慧和勇气以及明朝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应对能力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葡萄牙的入侵与汉奸的涌现：明朝东南沿海的危机
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在屯门海战后改变了策略，不再大规模武装入侵，而是效仿日本倭寇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大肆劫掠。他们每到一处就屠杀村镇、掠夺府库、掳掠人口，可谓是凶残至极。这种游击式的侵略方式，让明朝的防线难以捉摸，难以应对。
葡萄牙人的这种行径并非偶然，他们与日本人的合作渊源深厚。早在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就曾造访日本，并与日本九州诸侯签订合约，在当地建立商站。葡萄牙人带来的等高科技武器深受日本各路英豪的喜爱，双方形成了战略合作关系。葡萄牙船队为倭寇打前站，待倭寇得手后，两家再分赃。自此，葡萄牙人在日本九州地区的势力逐渐壮大，成为后来侵华倭寇的主要来源地。
葡萄牙对东南沿海的侵扰之所以愈演愈烈，除了与日本的全方位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奸的出现。早在正德年间，就有被明朝称为“奸民”的各色汉奸为葡萄牙效力。后来葡萄牙人与明朝关系破裂，与倭寇合伙侵扰东南沿海时，也有不少汉奸从中帮忙。他们或是给葡萄牙人入侵充当向导，或是帮助葡萄牙人贿赂明朝官员。甚至有人给葡萄牙人出钱出人出枪大力相助。
葡萄牙人到来后，明朝之所以冒出这么多汉奸，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沿海经济发展迅速，猖獗，传统的海禁政策已经失效。葡萄牙人到来后，很快与沿海的团伙挂上了钩。甚至到后来，葡萄牙人不但与这些团伙做生意，而且还介入到帮派斗争里，和当地大户勾搭连环。在这帮人的帮助下，葡萄牙人获得了之前靠军事手段都没办到的事——在双屿岛建立了一块根据地。
双屿岛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地区，是出海口要道，也是重要的海外贸易基地。明朝嘉靖年间，日益繁华的东南海外贸易令该岛再次活跃起来。海寇头目与葡萄牙海盗勾结，在岛上建屋设集，大量海寇团伙和海外商人纷纷来此贸易。葡萄牙人不仅重金租得该岛“使用权”，还在岛上修筑堡垒、部署士兵防御，甚至修建了堂和医院。在葡萄牙人的保护下，双屿岛迅速发展，最繁华时每日往来的船舶总数高达两千艘，成交的白银数额巨大。
繁华的贸易和巨大的贸易额刺激了浙江及江南地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以苏州为例，从事纺织品的手工工场货物多数运往双屿岛。这座岛的繁荣背后却隐藏着明王朝的危机。巨额的关税白银流失，使得明王朝的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汉奸的涌现和葡萄牙人的侵略行为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动荡和不安。面对这一连串的挑战，明朝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一危机。重治之下汉奸却越治越多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明朝。这场危机也成为了明朝衰落的一个缩影展现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双屿岛背后的利益纠葛与葡萄牙势力的转折：明朝与海疆商业风云的对话
谈及双屿岛这一沿海的微小之处，便让人感受到大明王朝时代风云的变幻。小小的手工工场如微尘，与之相较，东南沿海的势豪大户更是举足轻重，他们甚至涉足岛屿经济，享受其成果。双屿岛虽小，却集结了多方利益，堪称是一个利益的集结点。
在明王朝的家门口，双屿岛犹如一个开放的“自由市场”，这样的局面让明王朝无法坐视不理。双屿岛的胆识与实力并非空穴来风。岛上的武装力量雄厚，葡萄牙殖民者在此驻扎数百人，更有坚固堡垒。倭寇与本地海寇的武装力量加持，使得双屿岛的武装力量超过千人。南北两侧的港口每日都有葡萄牙武装炮船巡逻，其信誉卓著，为来此贸易的各路商旅提供武装护航。如此实力，明朝当地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为了遏制双屿岛的繁荣，明朝曾试图断绝其水粮供应，严禁周边村落向其提供资源。双屿岛却以高价收购粮食的政策应对，甚至让周边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与之交易。葡萄牙舰船也曾公然在当地进行抢掠，面对明朝的打压，他们凭借坚船利炮顽强抵抗。
解决双屿岛问题一直是明朝的难题。早在嘉靖时期，夏言便预见到裁撤市舶司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担忧会愈发猖獗，甚至形成团伙和武装据点。双屿岛的景象印证了夏言的预言。直到嘉靖二十六年，明朝才下定决心武力解决此问题，右副都御史朱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受命讨伐双屿岛。
朱纨是一位忠直敢言、为官清正、善于行军打仗的干臣。他一到任便采取了强硬措施，缉捕了当地与双屿岛有关联的商家。嘉靖二十七年，明军正式发动对双屿岛的总攻。经过两天苦战，明军终于占领岛上的葡萄牙要塞，缴获大量武器辎重，并消灭了大部分海盗团伙。在这场战役中，明军还缴获了葡萄牙人的作战火器，其后经过改良，广泛装备于明朝步兵中。
朱纨的胜利并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在闽浙地区推行的“清洗政策”触动了地方势力的利益，引发了许多官员的反对。最终，朱纨因得罪众多势力而被迫离职，他的命运成为了悲剧。他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葡萄牙来华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朱纨的失败让明朝官员从此“无人敢擅言海事”，沿海贸易随即强烈反弹。而葡萄牙人开始明白，要想在明朝获得好处，军事行动并非上策，只能采取更为温和的策略。
葡萄牙人转变策略的结果便是获得了澳门的居住权。虽然许多仁人志士将此事视为国耻，但实际上这是两国外交与贸易策略的结果。在葡萄牙人到来前，澳门只是广东香山县的一个小渔村。在明朝的视野中，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随着历史的演进，澳门逐渐成为了中葡交流的重要门户。这个小村与葡萄牙人的渊源深厚，自双屿岛事件后，葡萄牙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明军的疯狂搜杀之下，他们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直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香山晒货事件的爆发。
这一年，葡萄牙船队谎称东南亚国家入京的“贡使”，借地晒货之名行诈骗之实。他们通过贿赂官员，成功骗取了在澳门暂居的机会。明朝并非那么容易被骗。葡萄牙人的身份早已被广东识破，但为了大局考虑，明朝允许他们暂住澳门。同时葡萄牙人也十分狡猾，利用明朝的经济规则和官场规则，与明朝官员进行贸易往来，并从中谋取利益。此外葡萄牙人还与沿海百姓建立集市进行贸易。但入住澳门后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过上安稳的生活，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尝试挑战明朝的权威。从一开始的小打小闹到后来的教堂建设、人口等勾当，葡萄牙人开始尝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逐渐显露野心。他们在嘉靖四十三年的行为尤为明显。挂起“圣母踏龙头”的塑像并公然挑衅明朝权威后终于引起了明朝官员的愤怒和重视。他们要求葡萄牙人拆除塑像并严厉警告葡萄牙人不得侵犯明朝领土主权。然而葡萄牙人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继续挑衅明朝底线。他们不仅拖欠租金还试图改变澳门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结构。这一次葡萄牙人的举动彻底激怒了明朝官员尤其是抗倭名将俞大猷带领的重兵更是令葡萄牙人胆寒不已。为了保全性命葡萄牙人不得不低头认错并做出妥协承诺补缴租金并主动提高未来的租金和税收以换取和平共处。明王朝在之后的岁月里对葡萄牙人的行为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监管和限制但并未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或采取强硬措施驱逐葡萄牙人而是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严格遵守明朝的法律规定和经济规则保持其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并在司法方面维持绝对的权威确保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安全稳定。通过此次事件之后葡萄牙人在与明朝的互动中变得更为谨慎明智也深刻理解了遵守规则的重要性他们不再轻率挑衅而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寻求与明朝的和平共处之道确保了双方的长久和平与繁荣。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葡萄牙人在澳门拥有一定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但在主权问题上他们始终不敢有丝毫的逾越确保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地位和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得以彰显于世。这段历史也充分展示了我国历史传承的智慧和国家的尊严不可侵犯。这段历史的背景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考量但同时也反映了国家间的友好交往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只要遵守规则尊重彼此的主权和利益就能实现长期的和平与繁荣。葡萄牙与明朝的澳门：贸易、文化与恩怨交织的历史
在古老的东方，明朝对于贸易税赋和租金的收缴十分重视。一旦葡萄牙人拖欠贸易税赋和租金，明朝会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如包围和断水断粮等。在明朝末年的澳门，情况却有所不同。澳门并非被割让的领土，而是明朝统治下的经济特区。在这里，葡萄牙人得以在特定的规则下开展贸易活动。他们利用这一特殊地位，与明朝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经济联系。葡萄牙真正得到澳门的主权是在清朝入关后，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逐渐实现的。而在明朝中后期，澳门这个经济特区对于明王朝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促进了东南沿海的贸易繁荣，也为明王朝带来了丰厚的贸易税收，有力地支持了嘉靖朝之后的“隆万中兴”。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也在这里开始日益扩大。大批西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中国，而士大夫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在澳门结识了传教士利玛窦，二人合作翻译了西方经典数学《几何原本》。这本书为后来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名词起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小小的澳门在当时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葡萄牙与明朝之间的恩怨史也不容忽视。在清朝时期，葡萄牙趁清朝积弱之机，强迫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正式确立了澳门是葡萄牙领土的事实。丢失澳门的罪责确实应由清承担。但无论如何，澳门在明朝中后期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不仅是贸易繁荣的见证者，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这里，葡萄牙与明朝共同见证了人类文明交流与发展的历程。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关于葡萄牙与明朝的恩怨史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