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古代汉人不是汉族？

在古代，如果我们有身份证，我们的族群身份或许会被描述为某种人群，而非现代的民族。如果你认同中原文化，你可能会被称为汉人。如果你生活在草原，从事游牧生活，你可能会被称为匈奴人或蒙古人。这些称呼与现代民族的概念有所不同，它们更多地反映了地域和文化特性，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特征。

这种转变源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境内形形的族群开始被界定为民族。在清代，满人将农耕与游牧的长处发挥到极致，试图通过弥合族群差距的努力推动境内的臣民向国民转化。受到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影响，梁启超用“中华民族”这一词语来称呼这一国民塑造的结果，孙中山先生则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含义。

目前，东亚历史解读存在人为的割裂现象。关于长城以北是否属于中国、中国是否是汉族国家等观点在国内外有一定市场。目前中国仍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构建的国家，尚未完成统一，而中华民族的构建过程也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理解民族国家理论无法解释东亚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历史的关键因素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以先秦时期的夏人、商人、周人、秦人为例，尽管学界一般以民族称之，但严格来说，它们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它们更像一个政治体，是在政权下控制的一些人，但这些人并非单一。夏人因为来源相对单一，可能相对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民族。而周人则比较复杂，涵盖了夏人和商人，秦人的称呼涵盖了更多国家的人，更不纯粹。称之为政治体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汉人是因为汉朝的长期存在使中原地区的族群凝聚而成，但汉人也不是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下的单一民族。在两汉时期，汉人的范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南下黄河流域的鲜卑、匈奴等边疆族群在隋唐时期已经成为了汉人的一部分。唐代之后，辽金政权统治时期也有大量契丹、女真人分布到黄河流域，这些人在元代被划分为汉人。这意味着自汉代之后，黄河流域的汉人就不断补充着其他族群的血液，尤其是北方草原游牧族群。这使得汉人的称呼更多地是基于文化的认同而凝聚在一起的农耕和游牧混合族群。

至于匈奴等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最终如何蒙古化的问题，实际上在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的过程中，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都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蒙古汗国的出现实现了整个草原地区的蒙古化，经过蒙元长期的统治，草原族群在明代基本上以一个共同的称呼——蒙古来参与政治活动，这意味着草原游牧族群的蒙古化完成。这一过程反映了多民族国家的构建中，不同族群间的融合与凝聚。

古代中国的族群身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是基于地域、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综合体现。随着历史的演变，不同族群间的交融与凝聚形成了今天的多民族格局。这一过程漫长而复杂，仍需我们深入研究和理解。草原地区，尽管在蒙元时期经历了蒙古化的过程，但其内部的整合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一直延续至今。蒙古族内部依然存在着多个不同的群体，这显示了内部整合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历史上，尽管王朝名称各异，如汉、唐、宋、元、明、清等，中国始终作为一个统一的大一统观念存在。清代边疆族群，如蒙古人，对天下的认知，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位置和角色的理解。

清朝是由满人联合蒙古人建立的王朝，但管辖下的主体人群，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汉人。在清朝的国家防御中，蒙古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员配置中，满洲人、蒙古人担任要职，汉人则辅助。到了清末，八旗制度逐渐衰弱，汉官才逐渐增多。

蒙古人接受自己的副手地位，并认为康熙是他们的“大皇帝”。尽管西蒙古准噶尔曾试图与康熙争夺天下，但最终失败。满蒙联姻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它背后体现了蒙古对清代天下的认识，即这是一个满人主导的天下。

自先秦至清，中原统治者对天下的认知是否经历了从均质化的汉文明中国到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转变？实际上，中国从未有过均质化的汉文明。汉的涵盖范围和汉文明或称为中华文明都在不断发展，都处在建构的过程中。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从未有单一的汉族国家。

清朝入主中原后，采取了多项政策来整合不同族群。雍正帝亲自参与正统地位的讨论，试图消除夷夏之别。其父康熙皇帝废除长城防御体系，以推动农耕族群和游牧族群的融合。雍正、乾隆皇帝在南部地区的改土归流等改革，也是为了加速境内不同族群的凝聚。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

新清史强调满族的主体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夷夏之间的差异性。实际上，认识角度不同而已。满人本身也是一个多族群混合的政治体，清代的八旗中包括蒙八旗、汉八旗等多个成分。即便在纯粹的满族血统中，也有很多其他民族的血统。满人本身就是一种整合的结果。

新清史学者欧立德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中国这个称呼，对此我并不认同。虽然历代王朝的国号没有直接称为“中国”，但大一统观念一直存在。中国这个称呼是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统一认知的代名词。新清史对中国历史的解读方式，仅依靠满文文献并不全面。现在虽然翻译了大量满文文献，但还没有哪一份能够彻底推翻我们对清史的总体认识。

对于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不能被民族国家理论牵着鼻子走。从孙中山的“驱逐鞑虿恢复中华”到梁启超创造的“中华民族”这个词，都反映了人们对族群凝聚的不同认识和称呼。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与汉人一样，都是对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族群凝聚的一个称呼。中华是中国词，民族是西方词，两者的结合有时让人感觉不伦不类。但实际上，这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最初的理解是，中华民族仅指汉族或汉人。但在深入研究后，他发现这种理解面临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于是，他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解读进行了深化，认为中华民族是用来指称所有中国人的。

在抗战时期，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概念。蒋介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包含多个族群，这些族群并非独立的民族，而是类似于一个宗族的存在。他可能是为了迎合民族国家理论而提出这样的观点，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现今世界上很少有单一民族的国家。那些号称单一民族的国家，其内部也并非单一民族。即便在建构单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族群整合的问题。

在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东亚之前，东亚已有独特的政权建构和族群凝聚认知理论。天下范围内，由五方之民转变为夷夏二元，成为天下大一统的族群凝聚结构。在这种框架下，百姓被分为两部分，夏不仅仅代表汉人，而是指接受中华文明的所有人，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汉人。汉人一直在不断发展，具有强大的吸纳和融合能力。

在唐代，出现了一个特别的称呼——“中华人”，这在《唐律疏议》、唐诗中经常可见。中华人指的是唐朝辖境内的所有人。很多人只关注“中华”二字，却未注意到“中华人”这个群体。在中国传统中，常用“人”来称呼群体，而“族”则指的是更小的家族范围。

这种体系与理论具有中国特点，难以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来完全解释。我们现在所用的体系概念大多源自民族国家理论，但中国传统中划分人种的词汇是“人群”，并没有“民族”的称呼。古人心中的民族更多的是指家庭之类。

汉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称呼。历朝历代对他们的称呼有百姓、民人、臣民等。为了与西方对接，后来称为国民，这确实能与西方对接，但用民族这个体系来对接并不准确。

尽管我们强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叙事，但在中学教材中仍难以避免以中原汉族为中心的叙事传统，往往详述汉族政权，而略过边疆族群。现有的教育受两个理论主导：王朝国家体系和民族国家体系。

王朝国家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有相似之处。许多人以统治者是否汉人来确定王朝归属，认为国家就是汉人的国家，但这并不符合实际。王朝不仅是汉人的王朝，也包括了其他族群的贡献。

我们有时认为文化不属于中华文化，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国文化包括境内的各种文明，其中也包括文化。

尽管汉族史观和民族国家史观主导了我们的历史认知，我们仍应强调多民族国家的不同族群的统一性和融合趋势。相比“融合”，我觉得“共同构建”的提法更加恰当。目前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尚未完成统一，与此中华民族也在建构过程中，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使用“中国人”的称呼来替代“中华民族”可能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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