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与唐太宗都爱“钓鱼执法”

隋文帝杨坚作为开国君主，一直以贤明开化的君王形象著称。他对于官员的贪腐行为深恶痛绝，并采取了独特的反腐措施。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钓鱼执法”的策略，这是一种旨在揭露和惩治贪腐官员的高明手段。他派人私下向官员们赠送金银财宝和丝绸等物品，以此试探他们是否会被贪欲所诱惑。如果官员接受这些财物，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面临砍头的风险。这种直接而高效的方法使得满朝文武胆战心惊，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尽管隋文帝的这种手段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人们对这种陷人于法的所谓“高招”却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帝王风范，置朝廷律法于不顾，手段过于下作。

与隋文帝不同，唐太宗李世民在执政初期，虽然也曾面临长安官场贪污受贿的严重问题，但他却选择了不同的方法来应对。他也曾试图通过“钓鱼执法”来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尚书裴矩的谏言使他意识到这种做法违背了礼法，随即收回了成命。

李世民意识到，以诚待人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他坚决摒弃了以诡诈之术驭使部属的做法，而是选择对臣僚敞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这种坦诚执政的理念深深影响了他的朝臣，使得臣僚们也恪尽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

相比之下，进入中唐之后，一些后继者却逐渐失去了诚实执政的胸怀和气魄。他们采取的手段往往被人诟病为下三烂。例如，唐代宗暗杀李辅国的行为就被评价为阴鸷之举，为人所不耻。这种做法违背了正大光明的原则，与李世民的坦诚执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隋文帝和唐太宗在治理国家时都面临了官员贪腐的问题，但他们的应对方式却截然不同。隋文帝选择了直接的“钓鱼执法”，而唐太宗则更注重以诚待人、依法治理的理念。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但唐太宗的做法更被后世所称道，成为了历代帝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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