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毛泽东回忆称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重述这篇文章，我们将聚焦于聂荣臻元帅的人格魅力和品质，透过描述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以及聂荣臻的行为表现，展现一个忠厚、正直、敢于担当的领导者形象。

在1958年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对聂荣臻做出了一个深情的评价：“聂荣臻是个厚道人。”这个评价并非空洞的赞誉，而是基于聂荣臻在军事和政治生涯中的实际表现。

彭德怀，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也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评价。他用富有深情的湖南话形容聂荣臻为“驴驹子”，意味着聂荣臻同志如同勤劳负重的小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这不仅是对聂荣臻工作能力的赞誉，更是对他无私品质的形象描绘。

回忆往昔，当杨成武将军向毛泽东请示建军节人员名单时，毛泽东再次强调：“聂荣臻是个厚道人。”这是对聂荣臻个人品质的再次肯定。

在众多对聂荣臻的了解和熟悉的人眼中，他是一位对党无限忠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领导者。他作风正派，为人忠厚，遇到事情敢于承担责任，从不背后议论人，更不随便说人家的坏话。他对人对事都表现出宽厚的态度，有仁义心肠。

在党内，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的斗争从未停止。但聂荣臻始终坚守正义和公正，从不参与背后整人，而是选择少说多干，能忍则忍，谨慎行事。毛泽东看人一针见血，他对聂荣臻的评价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基于长期的观察。

聂荣臻不仅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在遇到事情时，他敢于站出来，将功劳归于他人，将责任留给自己。比如1936年东征回到陕北后，在大相寺会议上，他坦然认错，展现出其宽广的胸怀和极高的自我修养。

即使在受到不实的批评和人身攻击时，聂荣臻也从未进行过反击或排挤。他对那些曾经批评过他的人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肖克回忆说：“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当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时，曾有一次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聂荣臻知道毛泽东批错了人后，却没有吭声，展现出了他的大气和宽容。

聂荣臻元帅的人格魅力和品质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他的厚道、正直、敢于担当的精神，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后来，工作人员在回顾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了一封引起毛泽东批评的电报。这封电报原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发出的，而不是如人们误解的那样由父亲签发的。换言之，父亲替张经武承担了责任。有人不解地询问父亲，为何没有向毛主席澄相，父亲淡然回应：“解释什么呢？以后注意避免这类误会就好。”

当张经武得知事情真相后，深受感动，对父亲的人品表示由衷的敬佩：“聂总，真是心胸宽广的人。”

范济生秘书回忆，五十年代初的一次会议中，彭德怀与陈毅突然对总参的某些问题大发雷霆。但经过调查，那些问题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总参的责任。总参的工作人员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几乎快要承受不住。我的父亲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雷英夫、安东、范济生等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会议结束后围着他询问为何不出声辩解。父亲平静地表示：“彭总、陈总都在气头上，何必去争执呢？再说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完美的，听听别人的意见也有好处。”他还补充道：“个人受到误解或批评算不了什么。”

父亲一直强调，面对问题要勇于承担责任，不能推卸责任。他的得力助手安东曾表示：“聂总是个厚道、老实的人，即使被人误解或代人受过，他也从不辩解。”

在1967年初的“大闹怀仁堂”事件中，父亲对林彪、等人无差别地打击迫害干部子弟表示强烈愤慨。他对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深恶痛绝，并明确指出：“不能为了打倒某人就株连家属，迫害老干部。”不久之后，康生却将这句话扣到了叶剑英头上。叶剑英对此感到困惑，父亲则站出来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无关。这一举动让叶帅深受感动。

在“二月逆流”中，当参与者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时，父亲因心脏病住院。叶帅通过母亲传达他的信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他们之间的信任与尊重一直持续到最后。这也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他们能够默契配合的重要原因。

对于那些在“文革”期间整过父亲的人，父亲从未为难他们。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当时情况复杂，有时难免做错事。”

了解父亲就像品一壶老酒，越品越有滋味。他绝不是那种无原则的“老好人”，他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大是大非面前从不退缩。他对生活中的问题会认真研究思考，从不轻易改变观点。比如当年的“两弹”工程，面对中央上层要下马的呼声，他坚决主张继续攻关，最终坚持下来。

他非常重视组织原则。当中央对某一问题作出决定后，他绝不再表达个人不同意见，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因为这是中国取得胜利的保障。

回忆中的那些日子，母亲和我都坚定地站在父亲身边，支持他的每一个决定。那一次，我们原本打算临时前往三座门招待所暂住，虽然最终因为专家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如愿，但那段经历却深深烙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父亲的厚道与自我约束，在我们家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群担任办公室主任时，其他首长夫人的办公室主任职务也纷纷被安排，当肖向荣来到我家，提出让瑞华同志担任父亲办公室主任的提议时，父亲却坚决拒绝。他坚持认为瑞华在地方工作多年，对军事事务并不熟悉，不应该随意调动。这份坚持，展现了父亲对工作的严谨态度和对家人的严格要求。

母亲也是一位资深干部，自1952年定行政级起便是8级干部，直至1995年去世仍保持着这个级别。在我们家中，母亲一直是我们廉洁自律的榜样。即使在五六十年代，她也总是每天赶公共汽车去上班，自己带饭。即使在被挤下车摔伤后，她仍然坚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因为她深知父亲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们不能随意使用公家车辆。

在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件有趣的故事。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雪下得很大，我推出自行车去学校上早自习。范济生秘书看见后，想派父亲的吉普车送我，但我坚决拒绝。因为我知道父亲一直不让我坐他的车，而且我也不想因为特殊待遇而引起同学的注意。尽管范秘书担心路滑难行，但最终我还是坚持自己骑车去学校。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的要求更加严格。他十分反感某些高级干部子女为非作歹，而家长又包庇纵容的现象。他大力呼吁在考核干部时，要把对子女的教育情况也列为考核内容。他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么民族的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都会消失殆尽。

作为聂荣臻的孙女，我深知我有责任延续这种精神。我从未给父亲添过乱，我的丈夫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们的女儿聂菲更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聂菲的故事在学校里广为流传：她上初中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只买了一块果丹皮。她的外公看见她回来就笑了，说她就只会买几分钱的果丹皮解馋。

我的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以及我姨妈张琪华的孩子，都在我家生活过。他们也是从小受到我父母的教育和感染，做人老实、干事认真。即使稍有不慎，也会受到老人的批评。这种严谨的家风，让我们这些晚辈都深受影响。

回望这些往事，我们深感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有一个廉洁自律、严谨治家的父亲。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在解放初的那个年代，小继强走进了我的家，父亲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抚摸着他的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一定要好好学文化。”尽管父亲母亲在生活上给予继强无微不至的关爱，但在政治和工作方面，他们对他有着严格的要求，从不因为他身为烈士子弟而有所放任。母亲的教导常常回响在耳边：“永远不要做对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队要服从领导，与战士们打成一片，好好锻炼自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的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三天，单位领导却给了他七天的假期，让他回家探望年迈的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就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质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人家放假三天，你也不要搞特殊。”父亲的话让继家深深记在了心里，他明白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搞特殊化。后来他在部队的工作作风正派，老实肯干，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

我们这些晚辈，从未在外面惹过事生非，更没有给父母丢过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和诚恳的家风。他常常教育我们，待人要诚恳厚道，讲究信义。父亲曾告诉我们，旧社会过年时，很多人家贴的门联中常有的“忠厚传家”、“诗书继世”，这代表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信条中，“厚”是很重要的美德之一。

每每谈及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总会赞扬陈毅、陈赓两家的家教。他说他们两家的孩子懂礼貌，忠厚传家，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父亲的厚道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习惯，更是一种家庭传承。他教育我们要待人厚道，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以诚相待。他还强调要善于与人共事，不事事以自己想法为标准与他人相争。

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父亲就是这样尊重人，因此那些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都从内心尊重他、服从他。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他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是普通护士、普通战士都非常有礼貌，说话时非常注重礼貌，请求别人做事时总是客气地说“请”。

他去世后，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念叨他，并不是因为他当过大官或是元帅，而是因为他具有让人感动的品格。他活了93岁，是去世的一位元帅，在睡梦中安详地离开人世。有人说他是“仁者寿”，也有人说他是“福帅”。著名文学家巴金说：“聂帅是个很有文化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