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沈从文之间的恩恩怨怨

奇闻趣事 2023-11-21 20:21www.198689.com奇闻趣事

1980年3月号的《诗刊》上,丁玲发表《也频与革命》纪念胡也频,意外的是,文中怒斥了沈从文40多年前创作的《记丁玲》,称此书“胡言乱语”,并说作者“无知、无情”,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对此,沈从文未作回应,但在给好友徐迟的信中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

丁玲与沈从文都是从湘西走出来的文坛巨匠,交谊颇厚,年轻时还一度传出绯闻,究竟是什么让两位古稀老人 反目成仇?其中曲折,令人唏嘘。

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曾住一个公寓

丁玲与沈从文结识于1925年初的北京,丁只有20岁,沈22岁。

沈从文向《京报》投稿,胡也频是该报文艺编辑,当时丁玲与胡也频虽住在一起,但未同居,听说沈“长得好看”,又是老乡,就和胡去见他。沈对丁的第一印象是“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虽偏胖,却姓丁。

因房租便宜,三人均住在香山,丁玲与胡也频不善理财,生活靠丁母汇款接济,常为小事争吵,沈从文居间说和。为了谋生,丁玲曾给鲁迅写信求助,但她的字体极像沈从文,鲁迅误以为是沈从文冒充女性戏耍他,由此产生误会。

1926年,沈从文写了《呈小莎》一诗,称“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随在你身边/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诚一片--/在你后边举十字架的那个人,/默默看着十字架腐朽霉烂。”很多人认为“小莎”就是丁玲。

1928年,丁玲因《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而红,鉴于北京文坛日渐萧条,丁玲等也决定南下上海。但因丁玲爱上了冯雪峰,丁、胡此时爆发了感情危机。

丁玲曾想去日本留学,朋友推荐冯雪峰教她日语,冯雪峰“长得很丑”,而且穷,可两人一见钟情,惹得胡也频曾拳脚相向。但由于冯雪峰始终不向丁玲表白,再三犹豫后,丁玲还是选择了胡也频,两人从同住成为同居。

在上海,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住在一个公寓,被小报炒作为“三角恋爱”,还说三人“大被同眠”。

不成功的创业埋下裂痕

1929年1月,胡也频父亲来上海,准备入股一家菜馆,但在胡也频劝说下,胡父改为支持儿子创业,投资1000元,月息3分。红黑出版社因而诞生。

丁、胡、沈三人期望建立自己的事业,但他们都没有经营能力,且摊子铺得太大,一上来要出《红黑》、《人生》月刊,还有7本书。合作中,分歧渐渐显露出来,丁玲曾说“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也频)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

《红黑》第8期组稿时,三人发生了冲突,因丁玲、胡也频坚持发《二月花》,这是一篇新人之作,反映了童工的惨况,沈从文坚决不同意,认为会“惹麻烦”。争执不下,只好散伙。其实散伙的真正原因是资金出了问题,杂志交书店发行,却收不回现金,《红黑》总共发过48篇文章,三人作品就占37篇,自然无法被读者认可。

公司倒了,债还要还,沈从文给了300多元,胡也频只好去山东教书,全部工资也只有300多元,还差350元,是丁玲母亲给补上的。

沈从文的仗义与“不仗义”

离开红黑出版社后,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在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里当上讲师,后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1931年寒假,沈从文回上海,与丁玲、胡也频重逢,丁玲曾劝他加入“左联”,但沈从文考虑到此前与鲁迅有误会,又与茅盾发生过争论,便拒绝了。

不久,胡也频入狱,沈从文立刻写信给胡适、徐志摩,请他们找蔡元培帮忙,并独自到南京找邵力子,求他给上海市长张群写信,并陪丁玲去南京找过陈立夫。后来,沈从文找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刘健群,刘说太迟了,胡也频已被秘密杀害,胡死时穿的还是沈从文给的海虎绒长袍。

当时丁玲分娩不久,孩子才4个月大,沈从文找徐志摩帮忙,但因徐和陆小曼结婚,家中停止给他寄钱,并通知亲朋好友,今后凡借钱给徐志摩的,徐家概不担责。,徐志摩的新月书店经营困难,无力帮助丁玲。徐志摩出面,找邵洵美借了1000元,交给沈从文。

1931年3月,沈从文与丁玲假扮夫妻,将丁玲的孩子送回老家,交丁母抚养,为帮助丁玲,沈从文丢了武汉大学的工作。

1933年5月,丁玲在租界被秘密逮捕,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胡适都曾参与营救,罗曼·罗兰等世界著名作家亦给予声援,沈从文也写了《记丁玲》,长达10万字,不仅比《记胡也频》(3万字)长,而且也比《边城》(6万字)长。

《记丁玲》对营救丁玲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沈从文想和“左联”划清界限,他几次回湖南,均未去看丁玲母亲。冯雪峰曾想保释丁玲,由“左联”筹钱,请沈从文出面,但沈从文坚决不肯。

脱离国民党软禁后,丁玲成为第一个投向延安的名作家。

丁玲在困难中帮过沈从文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丁玲知名度蹿升,但在此前后,丁玲与沈从文的交往基本正常。

1949年初,沈从文陷入第一次精神危机,一是因北大学生翻出郭沫若的旧文,说沈从文是“桃红色的”反动文艺,二是沈从文怕张兆和离他而去。

早在1936年(与张兆和结婚不到3年),沈从文便与高青子发生婚外恋,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沈与高维持了近十年来往,作家孙陵曾说“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了解沈从文的苦闷后,丁玲劝慰道“不要再疑神疑鬼,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的头上。你一样可以写你的文章。”还给了他200元钱。

1955年,沈从文对历史博物馆工作不满,觉得“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再度写信向丁玲求助,当时丁玲正受批判,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调沈到故宫去工作,但沈后来没去。

1972年,沈从文自“干校”回京,弟子萧乾见他夫妻住房小,托人问有无解决可能,没想到沈从文知道后极不高兴,给萧乾写信,说他多管闲事,后二人街上偶遇,沈从文斥责道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吗?萧乾后来写道我宁愿从没听见这句话。

一场恩怨至死未解

1979年8月中旬,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拜访丁玲,给了她港版《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丁玲刚开始没打算看,可一看便怒不可遏,据统计,她在书上前后标注了127处,在原文“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指胡也频)住在一起,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青年人的身体,却不能在还给她什么好处”处,丁玲直接批道“混蛋!”

为什么丁玲如此愤怒?对此说法纷纭,但丁玲受挫折的恋父情结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丁玲幼年丧父,靠顽强的母亲一手带大,这形成了她自强、独立的性格,但在她内心中,对父爱始终有一份特别的期待。

在当时的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多是冷酷、残忍、专制和麻木的,而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中的父亲都充满人性光辉,但他们却无力改变主人公的命运,这与丁玲当时处境不谋而合。

丁玲因冯雪峰的成熟、宽容、坚强而爱上他,因为他最符合丁玲对父亲的想象。爱情失败后,丁玲后两段婚姻都嫁给了温柔、忠诚的“小男人”,她将深藏的“对父爱的想象”投射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中,这是她走向革命的心理因素。

在历尽苦难之后,丁玲对人事沧桑已相当豁达,但对“革命”情有独钟,她无法忍受任何人居高临下地批判革命、嘲讽革命,这或者就是她无法接受沈从文《记丁玲》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丁玲看的是删减本,因国民党出版管制,该书写实部分被大量删去,议论比重相对提升,因而带有更强的主观性。

对于丁玲的指责,沈从文亦怀恨在心,后丁玲曾请沈从文一起吃饭,沈躲开了,他说“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

1986年,丁玲辞世,1988年,沈从文亦乘鹤而去,两位老人的恩怨,至死也没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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