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达赖喇嘛怎么和顺治平起平坐？

在皇权的辉煌之下，黄教领袖五世于顺治九年（1652）踏入北京城，拜见清朝皇帝。他的记载中流传着这样一幕：皇帝从御座上起身，走下十步来迎接他，握手行礼，场面庄重而尊重。随后，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而则坐在离皇帝仅一度之远的座位上，略低于御座。赐茶时，皇帝命令先饮，尽显皇家的尊重和礼遇。这一切，在《宫中杂档》中也有详细的记载。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六世也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在乾隆时期，清强化了对于边疆地区的控制，包括喀尔喀、新疆以及西藏等地。乾隆皇帝认为“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我朝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这种对一统的执着追求和对边疆的重视，使得乾隆皇帝对包括在内的宗教领袖也给予了极高的尊重和礼遇。

乾隆皇帝的思想中，“中外一家”的理念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理念在他的政治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乾隆四十六年，他在赐给八世的金册上写道：“我抚临寰宇，中外一家，亦赖梵教广宣，能仁普济。”这种“中外一家”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乾隆皇帝的开阔视野和博大胸怀，也反映了他对宗教文化的尊重和包容。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朝鲜这样的朝贡国，在清朝皇帝眼中也是藩臣，对其“累加恐喝”也显得理所当然。这是因为清朝皇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共主，对所有疆域和民族都负有责任。这种自信和开放的态度，使得清朝在乾隆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强盛。而这种繁荣和强盛，也反映在对待包括在内的各宗教领袖的礼遇上，显现了清朝的开放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