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谈患儿母亲代购救命药被认贩毒

近日，“毒贩母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因为儿子患有罕见的癫痫疾病，李静姝（化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始购买名为氯巴占的药物。但这种药物属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国内无法购买，只能通过海外代购。由于帮助代收氯巴占包裹，李静姝和其他三名患儿母亲被检方认定涉及“、运输、贩卖毒品罪”，但因犯罪情节轻微不予起诉。而代购者则已被提起公诉。

这一事件让人陷入深思。这些母亲只是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救治，却无意中踏入了法律的禁区。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我们需要在法律与人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对精神药品的非毒品用途“法内开恩”、实事求是。

据了解，这些患儿母亲所代购的氯巴占和喜保宁对于癫痫病人有很好的疗效，孩子们服用后病情均有明显好转。但这类药品在国内市场并未获得许可，因此这些母亲只能通过非法渠道购买。而代购者则是利用这一信息差，从境外购买药品并加价贩卖，牟取暴利。

对于这些患儿母亲来说，她们的行为虽然违法，但背后的初衷却是为了救治孩子。中牟县检察院在查明事实后，认可了这些药品对孩子的疗效，但同时也认为她们构成了“、运输、贩卖毒品罪”。尽管这些母亲在案件中的角色是次要的或辅助的，且有坦白、初犯等情节，检方仍然做出了“犯罪情节轻微”的不起诉决定。

对于这些母亲来说，事情并未结束。她们面临着无法找到代购渠道的问题，只能向其他病友购买药物。其中一位母亲表示，她对检方的结果不能认可，她希望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购买渠道，解决更多患儿的治疗问题。

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对于精神药品管制的讨论。现代法治社会需要形成复杂的社会管理机制，但行为的目的是善良的，很可能因为触犯专行的行业制度而触发刑事责任。特别是在精神药品方面，如何平衡法律的严格性和人性的关怀，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光明日报的评论也指出，类似的法与情的纠葛在其他领域也时有发生。《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就呈现了涉假药的问题，也促进了医药、司法政策的改变。目前，司法政策已有指引，不把所有涉精神药品都归为涉毒犯罪。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政策调整和完善，为这些患儿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让孩子们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法律，既需体现其严肃与严谨，又应展现温情与精准。以李芳及EIMFS病友群体为例，即使他们在代购、销售、运输精神类药物的行为在形式上触犯了涉毒犯罪的边界，但在对他们进行定罪时，必须全面考量其实际用药需求、涉案药物数量、是否有牟利转售行为，以及药物是否被滥用等因素。

李芳的遭遇引发社会关注的我们也需深思EIMFS患儿的医疗问题以及氯巴占的制造与销售机制。在当前的严打下，孩子们的药物供应是否中断？家长们是否继续行走在法律的模糊地带，或是能否找到合法化的解决方案？公安、海关、医药管理、卫生部门以及药厂代表，应紧急坐下来共同商讨，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以解决氯巴占的“”问题。我们需探讨在短期内实现其合法化、本地化生产的可能性，并对确实用于治疗目的的海外代购药物，考虑给予进口证明并确保其流向得到严格监管。

对于毒品，我们当然需要零容忍，但对于精神药品的非毒品用途，法律应当体现开恩与实事求是。多名法律专家向红星新闻记者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在武汉召开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所发布的“武汉纪要”，就是对此理念的明确诠释。

该纪要明确指出，若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药品管理规定非法贩卖国家规定的药品和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者，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而对于向、贩卖毒品的人员或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此类药物的行为，则应以贩卖毒品罪进行定罪处罚。

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的王红兵律师，专注重大毒品犯罪案件的辩护。他强调，“武汉纪要”的核心在于明确了“出于医疗目的贩卖管制类精麻药物”的行为不应被定性为涉毒罪名。这不仅是对法律的精准解读，更是对病患群体的实际需求的回应，体现了法律的温暖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