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被冤杀的来龙去脉

在党史上，有一场令人扼腕的悲剧事件，那是关于被称为井冈双雄的袁文才与王佐的冤杀事件。

故事发生在1927年，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重创后，他率领起义军余部转移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在这里，他收编了袁文才、王佐的两支农民自卫军，将他们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这两支地方武装力量成为了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部队刚改编不久，袁文才和王佐便率部参加了井冈山军民对正规军的首次歼灭战——新城战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成功会师。袁文才和王佐率领的第二团被编为第三十二团，他们分别担任团长和副团长。该团在建设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党的高度信任。袁文才和王佐更是被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

历史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1928年6、7月间，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对于革命形势和策略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对于土匪武装的问题做出了过于严厉的规定。随着这一决议案传至井冈山，曾为土匪首领的袁文才、王佐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面对中央的决议，毛泽东展现了清醒的头脑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柏露会议上，他坚决主张不杀袁文才和王佐。他强调，袁文才本就是员，虽然有些错误，但不能因此就杀掉他；王佐虽然原先不是党员，但一直与地主豪绅作对，现在又经过改造加入了党，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帮助党在井冈山安家，使部队得以休养生息，都是有功劳的。

经过毛泽东的努力，会议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而是将他们分开任职。形势的发展并不如人意。尽管毛泽东的决策源于对土客籍之间复杂矛盾的深刻理解，但在湘赣边界的特委和一些县委中，仍有人坚持要贯彻六大的决议，认为袁文才和王佐是“土匪首领”，必须消除。

客籍人王佐和袁文才的祖辈为了逃避北方的战乱，从北方迁移到此地。他们居住在土着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区，并受到土籍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对此，毛泽东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详细阐述过。当时的井冈山革命形势复杂，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一些员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不能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上，这导致了一些纷争和误解，最终使得曾经并肩作战的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和袁文才反目成仇。

这一事件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个重大挫折，也是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纷争，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宁冈县委在《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的调查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土客两籍在革命过程中的对立激化情况。这种对立从人事权、打土豪和烧毁巽峰书院事件三个方面凸显出来。

关于人事权的对立。宁冈县工农兵的首任主席是土生土长的文根宗，在其任期结束后，客籍出身的甘金皇接任主席一职。土籍占多数的党委会以甘金皇文化水平低、能力有限为由将其撤职，这显示了双方在人事权上的严重分歧。

关于打土豪的对立。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宁冈县农民协会决定以在逃的土豪为斗争对象，其中土籍6名，客籍2名。土籍出身的党员和群众对此感到不满，认为土籍在斗争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关于烧毁巽峰书院事件。巽峰书院是土籍所办的最大学校，袁文才因其被视为土豪劣绅的大本营而将其烧毁，这一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土籍与客籍之间的对立。在这一族群利益争夺中，掌握兵权的客籍占了上风，而掌握党权的土籍则暂时处于下风。

1930年1月下旬，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的于田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问题。袁文才和王佐活捉了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并计划利用造枪工人和机器建立兵工厂。特委误解了这一行动，认为袁、王与敌勾结，这一误解成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导火线。

为了除掉袁文才和王佐，特委计划诱骗二人至永新县城，并利用红五军下手。他们盗用毛泽东的名义写信给袁、王二人，约定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袁、王二人最终被骗被杀。毛泽东得知后深表惋惜，并在之后的岁月中多次表达了对二人的认可和赞扬。

袁文才和王佐被杀后，井冈山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民心，导致井冈山落入敌人之手长达19年之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人民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这一历史冤案才得到应有的定论。毛泽东在重游井冈山时，会见了袁文才的妻子和王佐的结发夫人，对他们表示深深的同情和认可。他强调袁、王二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贡献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这一事件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提醒我们在处理类似事件时要格外谨慎和明智。这一故事的叙述令人感慨万分。（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