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何时自称“炎黄子孙”的？

《史记》中的黄帝：皇权游戏下的民族符号与大一统的象征

一场关于黄帝祭拜的论战近日爆发，论战双方身份横跨政学两界。虽然双方均承认黄帝是整个民族公认的标记和符号，但他们对黄帝的意义和祭拜地点存在分歧。一方主张在新郑祭拜，另一方则主张在陕西黄帝陵进行。回顾黄帝成为整个民族公认标记和符号的历史过程，我们不禁要探讨，这场争论背后的真正意义何在？

黄帝这一人物，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在春秋以前的文献中，如《诗经》、《书经》，并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而在《论语》、《墨子》、《孟子》等文献中，最古老的帝王是尧、舜，也没有提及黄帝。到了汉代，司马迁父子综合战国以来对黄帝的各种描述，出于五德始终说的现实政治需要，将其塑造成帝王谱系的首位，并写入《史记》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史记》以黄帝为始祖，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脉传承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不仅尧、舜、禹被视为黄帝的后人，就连秦、楚等被视为戎狄蛮夷的部族，以及和西汉连年交战的匈奴，也都被纳入其中。可以说，《史记》中的所有部族，都是黄帝的血脉。这种给所有部族提供一个共祖的做法，显然是为了满足大一统王朝维稳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帝的祭拜地点以及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作为皇权游戏的象征意义。帝制时代与黄帝有关的攀附或排斥，都只是皇权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玩的游戏而已。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和象征符号，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是新郑还是陕西黄帝陵，都是黄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黄帝背后的深层含义，以及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的更多象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超越争论，更加珍视和传承黄帝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民族精神。我们也要认识到皇权游戏的存在和影响，避免被其蒙蔽双眼而忽略真正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黄帝文化的真实面貌及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与黄帝相关的争论和讨论为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近代，种族主义救中国思潮兴起之时，黄帝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新兴政权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其中一种方式便是宣称自己与古代英雄的关联。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象征，经常被后来的政权所援引，以彰显其正统性和合法性。

在《史记》的记载中，一些蛮族政权在涉足中原后，选择了抛弃原有的祖先传承，转而宣称自己是黄帝的后裔。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改变，更是一种策略，用以弱化外族征服者的身份，增强其在中原地区的认同感。鲜卑慕容氏和契丹便是其中的例子，他们自称黄帝的后裔，以此拉近与中原文化的距离。

并非所有政权都愿意攀附这一传统。金朝的女真、元朝的蒙古以及清朝的建州女真，并没有主动宣扬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这种态度源于其强大的统治实力，以及对中原政治文化的深刻理解。他们明白，帝制中国的政治重心不在于黄帝血脉的传承，而在于儒学的传承和文化的认同。雍正、乾隆等清朝皇帝也强调，华夷之别在于文化而非种族。

尽管上述种种与黄帝有关的攀附或排斥都只是皇权游戏，但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黄帝的形象被赋予了更深的民族意义。梁启超等人的救亡图存活动，推动了中国人普遍自称炎黄子孙的趋势，黄帝也逐渐成为了国人的共同祖先。种族主义救中国思潮的兴起，进一步强化了黄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一时期，黄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救亡运动，虽初衷并非尊崇黄帝，但在客观上促进了黄帝地位的上升，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骄傲和象征。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各种变迁和演绎。无论是被政权所利用，还是被民间所尊崇，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这种认同感与自豪感，正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之一。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开始接触并信奉种族主义，黄帝子孙的说法逐渐盛行。他们在流亡海外的过程中，视野稍有开阔，救亡的法宝也从孔子和儒学转向了黄帝与种族主义。尽管今天的我们看来，梁启超等人的种族主义思想有些地方显得荒唐，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的思想转变却有其内在的逻辑。

梁启超等人在189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印度之所以不昌，限于种族也。”他们相信，黄色人种具有无限潜能，理应站在世界之巅。康有为的种族主义思想更为极端，他认为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才有平等的可能，而其他种族则被视为。这种思想的转变使得黄帝的地位日益显赫。为了响应这一理念，康有为甚至在加拿大的华侨集会上宣称：“我们皆是黄帝子孙。”这一口号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维新派口中的黄帝子孙包括了满人在内，而革命党人则持不同看法。革命党人认为满族并非黄帝子孙，他们认为满族的身份有别于黄帝血脉。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对黄帝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和争议。

受西方学者影响，章太炎、宋教仁、梁启超等人还提出了黄帝的家乡可能在遥远的巴比伦的观点。他们受日本接触到的拉库伯里学说的影响，认为黄帝并非起源于中国本土，而是从两河流域迁移而来。这种学说在当时正符合那些深受种族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心理需求，为他们带来了面对西方的自信与自豪。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共同祭拜黄帝，体现了当时社会对黄帝文化的认同与尊重。这一时期的黄帝文化不仅代表了民族认同和团结的象征，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塑造。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学术氛围中，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致力于探寻黄帝的根源，他们甚至撰写论文证明黄帝的家乡位于遥远的巴比伦。宋教仁与梁启超也积极传播这一观点。到了1907年，章太炎迅速转变了立场。他认为，如果承认黄帝来自巴比伦，那么排满革命可能面临复杂化的局面。

关于黄帝是否来自巴比伦的争论，在近代知识界一直持续至1930年代，仍无定论。但在清末民初的种族主义救国潮流中，黄帝被尊崇为国族共祖。陈天华在黄帝肖像前表达了他的深切情感，呼唤黄帝在天之灵为汉种带来英雄。

到了1920年代，黄帝的地位更加稳固，其存在获得了官方的保护。任何对黄帝持质疑态度的教科书都被禁止出版。例如，顾颉刚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因对黄帝的真实存在提出质疑而被国民查禁。戴季陶认为，这本书的质疑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精神，因为炎黄子孙这一概念是国家的精神支柱。

在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甚至共同祭拜黄帝，毛泽东亲自撰写祭文。这一时期的文献中频繁提及黄帝，凸显了其在国家认同中的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黄帝的起源、存在等问题的探讨始于战国时代，而五德始终说的理论则源于战国思想家邹衍。这一理论为王朝的兴衰更迭提供了循环相克的解释框架。

从清末到抗战时期，黄帝作为国族共祖的地位逐渐确立并受到官方保护。虽然关于他的起源存在争议，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国家认同和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作用。炎黄子孙这一概念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而祭拜黄帝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认同感。汉武帝时期，朝廷深信本朝所属的是土德，以此为契机，对历代王朝的五行属性进行了追溯性的阐释。在这个逻辑体系中，秦朝被视为水德，周朝则为火德，商业王朝则代表了金德，夏朝便是木德。为了完成五行的循环，并证明汉代的合法性，必须存在一个属于土德的朝代位于夏之前。在这样的推演下，黄帝应运而生，成为帝系之始。在《史记》的记载中，黄帝具有土德的吉祥征兆，因此被誉为黄帝。这一观点不仅在历史学家王明珂的《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得到阐述，而且被丁文江、赵丰田合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所收录。这些论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的历史画卷。

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可能也触及了这一主题。而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或许对炎黄子孙的概念有所阐述。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许对此概念的变化有所探讨。孙江的《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炎黄子孙的概念进行了探讨。陈天华的《黄帝肖像後题》和顾颉刚的《商务印书馆和我的史学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概念的视角。值得一提的是，炎黄子孙中的炎帝在概念的演变过程中一直处于黄帝的附属地位，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关于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的起源和演变过程，这是一个深远且引人入胜的话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一主题的丰富内容，请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将为您持续更新更多关于这一历史话题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共同探索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辉煌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