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高官平均贪腐3208万元 揭发他人成立功途径

随着时光流转至2015年底，那些曾在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相继进入了密集的审判期。这一时刻，关于贪腐犯罪的刑事法律制度也在不断地调整与完善。

在这一变革的背景下，《刑法修正案（九）》应运而生，并于2015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一修正案对贪腐罪的刑罚作出了重大修改，无疑将对未来的贪腐案判决产生深远影响。

据统计，截至目前，已有25位省部级高官因涉及贪腐而落马，并进入审判程序。其中，20人的终审判决已经公布。令人震惊的是，这些高官的平均贪腐金额高达3208万元。

从检方指控的罪名来看，除一位因玩忽职守罪落马的官员外，其余24位省部级高官均被指控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挪用公款罪等也是常见的指控罪名。甚至包括周永康、蒋洁敏在内的8位高官因多项罪名被数罪并罚。

从量刑的角度来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高官有三位，分别是周永康、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和内蒙古自治区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他们的受贿金额均超过千万元。其余官员则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刑期在11年至15年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落马官员在法庭上的表现也备受关注。《刑法修正案（九）》中明确规定，对于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的被告人，可以从宽处理。许多落马高官在陈述中表现出深刻的悔恨，试图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认罪态度。例如，万庆良泪流满面，请求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并非所有官员都能立功。在这24位落马官员中，万庆良、李春城、刘铁男等人通过检举揭发他人犯罪实现了立功。这一行为已成为他们争取从宽处理的重要途径之一。与此一些官员则通过提供关于如何反腐的建议材料来争取立功。

在这20起已宣判的高官落马案中，陈柏槐的案子显得与众不同。他当庭全盘翻供，否认所有指控。最终，他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一判决明显重于其他官员。陈柏槐不服，提出上诉，但二审维持了原判。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起上诉的落马高官案件。

这些落马高官的故事警示着世人，贪腐之路不可行。而《刑法修正案（九）》的实施，也将为未来贪腐案的判决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支持。在这个法治社会中，任何人都应该遵守法律，不得有任何违法行径。对于那些胆敢挑战法律底线的人，法律将会给予严厉的惩罚。为何贪腐金额相近，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

在已审结的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即便高官们的贪腐金额相近，涉及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也大体一致，但最终的量刑却差距悬殊。

以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为例，其贪腐金额高达4346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5年。与此相比，李春城受贿3979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2年，而刘铁男的受贿金额3558万余元，却被判处无期徒刑。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如受贿1356万余元的阳宝华被判有期徒刑11年，而受贿数额较低的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也被判有期徒刑15年。更令人惊讶的是，像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和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这样的高官，受贿数额远超前者，却同样被判有期徒刑15年。而李东生还被指控有索贿情节，按照刑法规定，索贿应当从重处罚。

这些现象表明，司法机关在判定贪腐犯罪时，仍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目前已经判决的十八大之后的高官贪腐案件来看，对于受贿金额在2000万元以上不满亿元的案件，除刘铁男被判处无期徒刑外，其他均被判有期徒刑。这一趋势似乎暗示着司法实践中的某种灵活性和差异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周永康这样的巨额受贿案件，尽管其受贿金额高达1.2977亿元，但由于存在从宽情节，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而非死刑缓期执行。这进一步说明了在贪腐案件的判决中，多种因素如自首、认罪悔罪态度等都会对最终判决产生影响。

随着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改革趋势日益明确，未来贪腐犯罪的死刑适用也可能会受到更大的限制。这一原则将有助于确保司法公正和透明，使得贪腐分子在法律的严惩下无处遁形。这也要求司法机关在审理贪腐案件时，更加注重量刑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确保每一位被告都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公正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