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为什么以被贬为荣？

仁宗朝，谏院正式成为独立机构，谏官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其职能也从单纯的规谏君主，扩大到了监督百官。在这一时期，谏官的地位显著提高，成为了具有较高地位、广泛参与国事的要职。在士人心中，谏官的地位甚至已经与宰相相提并论。

仁宗朝担任谏官，成为了仕宦的捷径。凡是谏官任上有所作为、获得声名的士人，往往能够迅速升迁。一些知名的谏官，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后来更是得以出任宰辅。

在仁宗朝，谏官对于“好名”风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名”成为了士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之一。受谏官制度与谏官活动的影响，士人所追求的“名”，大体可分为“实名”与“虚名”两种类型。追求“实名”的前提是为了尽忠，或是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而追求的好名。而追求“虚名”的前提则更多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往往名实不符，不顾他人及国家的利益而追求的名声。仁宗朝士人的心态与士风，深受谏官活动与谏议心态所激起的这两类“好名”风气的影响。

范仲淹作为仁宗朝的谏官，因直谏被贬，虽然仕途暂时受挫，但他的谏诤行为却得到了士人的认同，为自己赢得了“实名”。事实上，由于仁宗朝谏官制度的特点，谏官因谏言被贬后，其仕途前景反而会更加光明。据《续湘山野录》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次都被视为光荣之事。他也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光荣的，无可羞愧。这种心理在仁宗朝已较为普遍，其他如欧阳修、唐介、范镇、司马光等人，在谏官任上刚正敢言，不以为贬谪为意。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鼓舞下，仁宗朝士人刚直敢言、重视“实名”的风气逐渐形成。

宋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曾言，“本朝尚名好贪”，指出了“尚名”与“好贪”之间的相通之处。如范仲淹、富弼等人在谏官任上的积极作为，为自己赢得了“实名”，也获得了实际的利益。随着谏官素质的下降，一些素质较低的谏官开始不惜以直邀名、沽名钓誉以求自进。于是，仁宗朝谏官中追求“虚名”的风气与正直高尚的士风一同高涨。一些谏官为了获得“虚名”，不惜攻讦人私、所言不实、标新立异，甚至荒唐可笑。

在仁宗朝，谏官人选受到士论的影响。士人通过获得声名来赢得士论，进而为出任谏官打下基础。一部分投机分子借“虚名”以觑谏职，进而获得更大利益。于是，士人中出现了一股沽名徼进之风，他们或发表不切实际的议论，或四处宣扬所上章奏，或故意求奇求怪以惊众取誉。士人竞相邀名，“虚名”“实名”交错出现。

随着仁宗朝谏官地位的提高，忠直谏官普遍重视“实名”，形成了“惟恐职不称”的心理。受此影响，谏官在上疏中多次表明自己是谏官职责所在，身为谏官不得不言。这一心理在他们谏官任上的诗歌中也有体现。在因直谏被贬后，他们往往不以贬谪为意，反而能以较为洒脱与坦荡的心态来对待之，并在其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中有所体现。尤其以范仲淹和欧阳修为典型。他们以乐观、洒脱的心态面对贬谪的经历体现出乐道忘忧、不改初衷的坚强决心。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也深受其影响展现出独特的风格和精神内涵。范仲淹之所以以被贬为荣，源自其文学创作与个人心态的交融。当他在景佑元年作出《新定感兴五首》（其五）时，他因赢得了“实名”，并不以贬谪为苦，反而流露出洒脱乐观的情感状态。这种心态，在他被贬至桐庐后游览严子陵钓台并推崇严子陵时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从名节的角度评价严子陵，既是他因贬谪获得“实名”后的心理倾向，也是他想纠正当时不良士风，建立新的士风的一种手段。

在范仲淹的同时代，如欧阳修等人，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相似的特点。例如，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表现出强烈的谏诤精神，即使被贬为夷陵令，他的作品仍表现出豁达乐观的情感基调。这种心态与范仲淹有着共同的心理基础，并共同开创了贬谪文学的新风貌，建立了新的士人重视气节声名的新士风。

对于那些未赢得士论、未获得“实名”的士人，他们的心态则相对沉郁悲愤。如苏舜钦，他以监守自盗的私罪被贬，其心态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形成鲜明对比，其贬谪后的作品表现出沉郁、凄楚、悲愤的情感。

受谏官活动及好名心理的影响，仁宗朝的诗歌创作更加普遍，许多士人将诗歌作为进谏、干预现实的工具。如范仲淹等人的谏诤行为通过诗歌广为人知，赢得了声名。这种风气下，士人中出现了一股用诗歌讽谏、干预现实的风气。随着士人攻讦、邀“虚名”风气的盛行，浮薄士人将诗歌讽谏传统异化，出现了讽刺、讪谤诗歌。

范仲淹以被贬为荣的原因在于他能够通过文学创作展现自己的心态和情感，同时也在于他能够借助诗歌等创作手段干预现实、赢得声名。这种心态和创作风格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