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刘文彩什么样？五姨太诉说真实的刘文彩

　　1958年一个北风呼啸的早上，一队青年工人肩扛铁锤钢钎，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开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开阔地，向坐落在这里的一座豪华巨大的坟茔发起“总攻”。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馆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见它宽大坚固，虽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开棺盖，但见死者仰天而卧，寿衣非常结实，用刀子戳都很难戳开，棺材中塞了许多蚕丝绒，这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动的人群更加无法自持，他们一拥而上，把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来，抛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守墓人刘清山出身贫农，但他无法理解毁墓掘尸这一革命行动，跑前跑后地劝说阻止激动的人群，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刘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从墓穴抛出来的是四川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尸首被抛出后，在风雨中一天天腐烂，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说白骨被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个神秘的地方。腾出来的上好棺材，被用来安葬守墓人刘清山;绣花鞋和鞋尖上的宝珠不翼而飞，一直踪影皆无。

　　刘文彩被塑造成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恐龙。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门牌由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1959年春节开门迎客，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陈列了大斗小斗、佃户名册、账本、铁链、铁枷、脚镣手铐、手枪、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青杠扁担、血衣等。据馆方称，这次展出效果很好，一般观众怀着愤恨沉痛的心情，在参观时骂不绝口，“有些老大娘看过刘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处泣不成声地哭诉、痛骂”。

　　面对尘封许久的真实，我们是否要怀疑历史学家们的良心和责任了?这么久了，历史学家们为什么选择了沉默?我们这些60年代上学的人对刘文彩的“黑暗”印象几乎根深蒂固，那么刘文彩到底是怎样的“地主”呢?

　　“刘文彩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当年经常忆苦思甜的冷妈妈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水牢”原本是存放鸦片的仓库，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我们原来关于刘文彩的许多恐怖性的记忆和联想，都是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

　　“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家乡)的不少农民回忆说，刘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特别是到晚年，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刘文彩的乡亲没有必要也不会编些瞎话吧。

　　2003年10月26日，成都大邑安仁镇猪市坝的低矮民居里，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第五房姨太太92岁的王玉清撒手人寰。在王玉清去世的前半年，记者对她的一次跟踪采访中，她的张姓保姆这样告诉记者;“她每天早晚都要烧两柱香。”记者至今清晰记得，当时王玉清接话说;“我想‘老头子’!我是在给‘老头子’烧香。”一个古稀女性说到此时，眼中流露出的竟是丝丝柔情和些许羞涩!

　　刘文彩病死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的五姨太王玉清仍如此刻骨铭心地思念祈福着他，仍念念不忘和他一起走过的日子，这于王玉清这样一个普通女性而言是喜，亦或是悲?怪不得有研究者在王玉清死后这样评价她，“她生前是大陆仅存的一个五姨太了。”“盖棺定论，她已经成为永远的五姨太，悲剧式的女人。”

　　1911年，王玉清出生在大邑蔡场万延村一户农民家庭。王玉清父亲制作的谷花糖香脆、甘甜、化渣。王家人勤于劳作，省吃减用，日子也算富足。王玉清自幼聪慧，读过两年私塾，还学得一手闺中“红线”，颇讨大人喜欢。长期以来，盛传一种说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材时被路经的刘文彩看中，并“霸占”到手的。当时的她双目圆睁道“我是明媒正娶的!”

　　1937年农历4月24日，52岁的刘文彩的接亲队伍一路吹吹打打，直奔蔡场万延村，用一乘青纱小轿抬走了方龄25，如花似玉的王玉清。婚后刘文彩对王玉清十分宠爱，每当刘出远门或到镇上“公益协进社”“办公”时，总要叫王玉清一同前往。逢文彩中学开学或毕业典礼，“校董”刘文彩身后站着脚蹬高跟皮鞋披金挂银的王玉清。

　　1949年3月，“‘老头子’病重后，好多次躺在床上，流着泪跟我说，‘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每次他说完这话，我们都抱在一起，眼泪跟到流。”刘曾到成都文庙后街诊治、调养。当年9月的一天63岁的刘文彩病死成都。六十年代，“四清”开始后，王玉清作被安置在一简陋的“知青房”里，“文革”中遭批斗。

　　1958年建的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泥塑《收租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社便把她当作“五保户”来看待，她享受到了“每年6斤菜油、400斤口粮、400元钱”的待遇。后来，王又向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迁居安仁镇，以方便就医。县里根据她的特殊情况，特批了她的请求。落户安仁镇后，王先后住过原乡政府办公院和后来的猪市坝原布鞋社旧址。生活费主要来自蔡场乡政府、安仁镇政府及刘氏庄园博物馆的补助。

　　1999年3月一天，一个正坐在街边晒着太阳的耄耋妇人，在另一年老妇人的搀扶下，起身向我们蹒跚走来，手里握着一根权作拐杖的木棒。王玉清的家阴暗潮湿，厨房内一个由红砖和石板搭起的灶台上，放着几只土碗和一只药罐。卧房里摆放着两张老旧的单人床。床上的被褥单薄且已很旧，但收拾干净整齐。

　　王玉清生性开朗乐观。1987年，应一日本访华团体的请求，她出现在刘氏公馆，回答了日本客人的许多提问。据说，她的回话都十分得体。当时她走近那张漂亮的“龙凤床”前，躬身掀开床上的褥垫，仔细端详，久久摩挲着。1999年3月，记者见到王玉清时，她大声向记者道，“我这个‘寄生虫’、‘王沾光’，全是托邓大爷的福，沾党和政府的光呵!”今年初，92岁的王玉在在清闲逛时，摔了一跤。王死后，安仁镇政府给她办理了全部后事，并把她的骨灰运回了蔡场娘家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