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砂】陈济棠为红军长征“让道” 红军钨砂“

陈济棠

　　在长征之初，粤北是必经之路，红军如何巧妙地利用广东地方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矛盾，兵不血刃打开一条西进的通道？是否真的与陈济棠有关？

　　陈济棠为红军长征让道

　　众所周知，红军在经过粤北之前，与广东的陈济棠有过谈判，签订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红军可在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建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济棠方面让出一条40华里宽的通道。

　　而红军和陈济棠方面，到底谁先主动接触对方，打开谈判的大门呢？研究者王增勤在《陈济棠为工农红军长征让道之谜》一文中写到，陈济棠主动和红军联系。陈济棠担心蒋介石借红军来削弱他的势力，或者借围剿红军的机会进入广东，而陈济棠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第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也愿意代陈济棠方面到苏区传话。陈济棠还单独会见了罗炳辉的内弟，委托其带信给苏区。1934年10月，双方在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谈判，红军方面的谈判代表是潘汉年和何长工，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为红军通过粤北打下了基础。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肖自力对本报记者说，在其著作《陈济棠》里，写到了陈济棠方面联系共产党的一些情况，但陈济棠过于主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陈济棠虽然将红军视为牵制蒋介石的一股力量，但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说没有红军缓冲，他陈济棠就立即有灭顶之灾。而且，他联系红军的举动一旦暴露，也将陷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为当时充当陈济棠政治资源及后台的，主要是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元老。如果是被动或不得已而与红军联系，至少稍微说得过去。

　　红军方面呢，黄道炫在《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 2011年01期)一文中则提到，共产党其实早就对陈济棠的尴尬处境有认识，甚至洞悉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微妙关系，毛泽东早在1931年就指出，不能使蒋粤妥协一起反共。长征前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就指出，如果陈济棠与红军作战，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由此可做出判断，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手。

　　虽然不能判断谁先谁后，但苏区方面肯定是有充分准备的。

　　红军方面其实早就对陈济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1934年9月，朱德就给陈济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开导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可见红军与陈济棠接触，乃基于民族大义。

　　，朱德的信件提出五项条件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

　　后来双方的谈判结果，也是以此信提出的五项协议为基础的。

　　是因为南面是陈济棠的势力范围，怎么部署兵力，由他决定；，蒋介石在前面四次围剿红军期间，屡屡吃败仗，他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并不巩固，曾有一段时间心灰意冷，想将兵力撤至赣东一带。黄道炫所作文章中有这样一则资料蒋介石曾经电令江西方面的熊式辉放弃江西，不惟兵心动摇，且恐兵渐化匪，故拟主力撤至赣东者，看来蒋介石被红军打怕了，觉得在苏区打下去没什么前途，不仅军心不稳，而且国民党官兵也可能变成红军。虽然蒋介石的想法被熊式辉否定，但他为此做出的兵力部署，影响到了后来的局面。南面兵力的薄弱有历史因素，也不能全赖陈济棠。

　　红军钨砂收买陈济棠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前夕，与陈济棠互派代表进行了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为长征借道广东并突破国民党军的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与陈济棠的正式接触始于1934年夏天。至10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并由此决定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路线。这次秘密谈判效率之高、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上并不多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赣南师范学院中共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魏炜、邱小云指出，这次谈判之所以能迅速完成，背后固然有许多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但经济方面尤其是赣粤贸易合作是极重要的推手。自1932年起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到签订停战协定，粤军与中央红军之间形成了明打暗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