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册封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

富察氏在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同宝亲王弘历完婚，她是宝亲王的嫡福晋，因而当乾隆即位后册封她为。
在史书上关于富察氏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一是“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一是“以鹿羔绒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旧制，示不忘本”。
身为皇后平时只是佩戴野花、绒花，这种简朴自然是非常难得的；仿照入关前的做法——用动物的皮革制成荷包进献给皇帝，以表示不忘祖宗开基创业之艰难，这在满洲权贵中更是非常难得的。
不要说满洲权贵，就是一般的八旗子弟在入关百余年后，已经变得安于享乐，早把当年的进取精神消磨殆尽，不会说满语、不擅长骑射者已经比比皆是，乾隆对这些忘本者已经采取严厉的惩罚，不精通满语骑射者不得袭爵。
在这个问题上富察氏同乾隆的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后宫中，一种是“子以母贵”，另一种是“母以子贵”。
“子以母贵”，讲的是在皇帝的众多儿子中，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在宫中、特别是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换言之就是母亲的地位决定哪一个儿子能取得继承权；而“母以子贵”则恰恰相反，母亲在宫内的地位取决于儿子，儿子能即位，母亲自然就被尊为皇太后，顺治帝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康熙帝的生母佟氏、雍正帝的生母乌雅氏、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都是因儿子即位被尊封为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的。
乾隆第一次立储是在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所择立的皇太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次子永琏。
永琏生于雍正八年，“聪明贵重，气宇不凡”，深受祖父雍正、父亲乾隆的钟爱。
乾隆即位不久立６岁的永琏为皇太子，并写好立储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内。
乾隆三年十月，９岁的永琏因病而亡，乾隆只得将秘密立储的谕旨取出。
乾隆在皇储永琏逝后一个月，颁谕公布了永琏的皇太子身份，赐谥“端慧”，以皇太子的礼仪安葬了永琏。
清朝统治者在立储的问题上，并不像汉族统治者那样强调嫡庶之别，乾隆之所以坚持要立嫡子为皇太子纯粹是出于对皇后富察氏的感情，这就使得他极为看重嫡子。
在永琏夭折之后，一心要立嫡子为皇储的乾隆等了八年，皇后富察氏才在乾隆十一年生育皇七子永琮，乾隆便把立储的希望寄托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儿子身上。
不料永琮甫及两岁又因出痘早夭，时为乾隆十二年除夕。
但乾隆对立储皇七子只是一种意向，并未按照秘密立储的程序书写密旨，放到正大光明匾内，因而永琮还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储，其葬礼虽比一般皇子高，但不可能像已经被秘密立储的永琏那样享受皇太子的葬礼。
皇二子与皇七子的接连去世，对于一心要立嫡子为储的乾隆皇帝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此他曾颁谕特意谈及这一问题“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即顺治）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
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乾隆在十三年二月去山东祭孔，富察氏陪同皇帝东巡。
皇七子去世还不到两个月，富察氏的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她是带病去山东的。
病弱的身体禁受不住旅途的颠簸，谒孔庙的隆重仪式、登泰山的过度疲劳都耗尽了富察氏的元气，等回到济南已经一病不起，而在从济南赶往德州的船上她已乾隆陵寝裕陵地宫（与乾隆合葬的有皇后富察氏、皇贵妃高佳氏、皇后魏佳氏、皇贵妃金佳氏、皇贵妃富察氏）经气息奄奄，富察氏未能回到北京，就在德州病逝，时年３８岁。
皇后富察氏死在东巡的路上，并不像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乾隆韵事》中所描绘的死于南巡途中，乾隆在十三年尚未开始南巡。
乾隆同皇后的感情一直非常融洽，他把富察氏的感情升华到人伦之首来认识的，在悼念皇后富察氏《述悲赋》的开篇，乾隆就提出这个问题“《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人伦之伊始”，在这里乾隆明确提出夫妻是“人伦之伊始”。
这的确是对儒家纲常观念的挑战。
按照儒家的纲常观念排在第一位的是父子，第二位的才是夫妻，第三位的是兄弟。
但汉族是非常强调血缘亲情的，因而在所流传的口头禅则是“兄弟是手足，老婆是衣服”，手足是斩不断的而衣服是可以换的，实际上已经把夫妻挤到第三位。
从关外崛起的满族没有那么多的假道学，乾隆的高祖——清太宗皇太极，在攻打锦州时得到宸妃病重的消息。
他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往沈阳赶，还未到沈阳就得到宸妃去世的噩耗，巨大的悲痛竟使得这位驰骋疆场的开国皇帝昏了过去，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恍惚。
皇太极联想到当年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去世时并未悲伤到这种程度，尽管他为此自责，但仍不能摆脱“不能自持”的状态。
他甚至对在宸妃丧期“作乐”的郡王阿达礼、公扎哈纳予以夺爵。
至于乾隆的曾祖顺治更是因董鄂妃的去世而情绪失控……上述种种都反映出夫妻在人伦中的重要地位，需要人们重新认识。
乾隆在《述悲赋》中虽然以诗的语言发泄着内心的悲痛，诸如“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
而共辛”，“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与随”，“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夏日冬月兮复何时”等等不一而足。
过分的伤感使得乾隆情钦定《四库全书》绪反常，在他看来所有的儿子都应该痛不欲生，所有的大臣都应该呼天抢地。
当他感到２１岁的皇长子永璜、１４岁的皇三子永璋对嫡母去世“并无哀慕之忱”，“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时，怒不可遏，斥责他们“不识大体”，对嫡母仙逝“全不在意”。
并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申明“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
……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至兄弟弟兄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
”如此杀气腾腾的斥责，自然让两个未经过历练的皇子诚惶诚恐。
与此血淋淋的惩罚也在朝廷上接二连三地出现大学士阿克敦因下属在把孝贤皇后的册文翻译成满文时有误，而被判处绞监候；在皇后百日丧期之内剃发的官员被赐令自尽的就有大学士、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而刑部尚书盛安只因未将违制剃发的锦州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都司姜兴汉判处斩立决也被赐令自尽，刑部官员竟全部被革职。
实际上在大清律例中，对国服内剃发并未有明确的惩罚标准，在雍正去世时对违制剃发也未进行治罪，但这一切到了乾隆十三年竟成为可以引来杀身之祸的大问题。
在这种不正常的压抑与惶恐中，皇长子永璜在乾隆十五年郁抑而死，时年２３岁。
乾隆在皇长子逝后相当悲痛，追赠永璜为定安亲王，在乾隆十七年将孝贤皇后富察氏的灵柩入葬裕陵时，永璜生母的灵柩也随同入葬，乾隆也许是以此来表达对长子亡灵的一种慰藉。
逝者已经获得永久的摆脱，生者还要忍受不测的天威，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把皇三子永璋的心灵摧毁。
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七月，皇三子亦撒手人寰。
永璋死后，被乾隆追赠为循郡王。
在两个皇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已故皇后的弟弟傅恒被授予保和殿大学士的头衔，十一月初三傅恒从京城出发前往金川，指挥已经进行了一年半的金川之战。
傅恒在出师前夕，乾隆亲自祭祀堂子；而在傅恒离京之时，乾隆又派皇子及大学士到良乡为其饯行；随同傅恒出征的还有乾隆派出的三万五千名将士。
第一次平定金川的胜利奠定了年轻的傅恒的宰辅地位，傅恒担任宰辅２０余年，直至去世。

◎翻惹无端　
乌拉那拉氏生于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二月初十，比乾隆小７岁。
她的父亲是满洲佐领那尔布，乌拉那拉氏在雍正年间入侍乾隆于藩邸，被封为侧福晋。
乾隆居藩邸时，由雍正做主纳过四位福晋，其中一位是嫡福晋富察氏，其余三位是侧福晋，这三位侧福晋一位姓高佳，一位姓富察，第三位就是乌拉那拉氏。
在乾隆即位后，册封嫡福晋富察氏为皇后，封侧福晋高佳氏为贵妃，封乌拉那拉氏为娴妃。
生育皇长子及皇二女的侧福晋富察氏，因死于雍正十三年，未得晋封。
在藩邸的福晋中，乾隆最敬重皇后富察氏，最宠爱贵妃高佳氏，最容易被皇帝忽略、冷落的就是乌拉那拉氏，就连纯妃、嘉嫔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也远远超过了乌拉那拉氏，纯妃接连生育皇三子、皇六子以及嘉嫔接连生育皇四子、皇八子，就反映出这一点。
后宫中的妃嫔，如果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就连“母以子贵”的幻想也破灭了。
对乌拉那拉氏来说，惟一的慰藉就是她同太后特别投缘，也许正是由于太后的好感，她才得到娴妃的封号。
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十月娴妃乌拉那拉氏同纯妃苏氏一起被晋升为贵妃。
三年后皇后富察氏在东巡途中仙逝，奉太后懿旨，乾隆在十四年（１７４９年）晋封贵妃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摄六宫事”。
在册封乌拉那拉氏为皇贵妃后不久，乾隆就写下“六宫从此添新庆，翻惹无端意惘然”的诗句，看来皇帝对此很不情愿。
一年后乾隆又在太后的敦促下，删封３３岁的乌拉那拉氏为皇后，实际上皇帝对此更不情愿，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人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乌拉那拉氏在当上皇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乾隆对她依旧相当冷漠。
乾隆对富察氏的思念，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冲淡。
就像他在悼亡诗中所描绘的“忍诵关睢什，朱琴已续弦”，“半生成永诀，一见定何时”，“不堪重忆旧，掷笔黯伤神”，诚所谓，“制泪兮，泪沾襟，强欢兮，欢匪心”，“醒看泪雨犹沾巾”。
乾隆在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时，还是要绕过济南，不忍心再进入让他抱憾终身的伤心之地，正像他在诗中所描绘的“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
”这种刻骨铭心的真情，是不会被岁月带走的，虽然乾隆有一大群如花似月的妃嫔，但任何一个也不可能取代嫡后富察氏。
在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孝贤皇后三周年忌日那一天，乾隆在悼亡的，竟然对长期被冷落的第二位皇后流露出些许歉意，所谓“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即此之谓。
正是由于乾隆开始注意到乌拉那拉氏的存在，皇十二子于次年降生（乾隆十七年），紧接着乌拉那拉氏又生下皇五女（乾隆十八年），皇十三子（乾隆二十年）。
从表面上看，皇帝同第二位皇后的关系日趋缓和，实际上却是外松内紧。
乾隆对乌拉那拉氏的长期疏远，已经伤透她的心；而皇帝对她那种近乎怜悯的情感，也只持续了五六年，当她接近４０岁时，皇帝的注意力就已转移到一批年轻妃子的身上。

◎贵妃魏氏　
魏佳氏就是吸引乾隆注意力的一位妃嫔，她比乌拉那拉氏年轻９岁。
魏佳氏生于雍正五年九月初九（１７２７年），乾隆初年入宫充贵人，比乾隆小１６岁。
魏佳氏的祖先原是汉人，隶内务府包衣。
换言之，魏氏的先人在清初是被掠为奴的汉人，编入满洲正黄旗，赐姓魏佳。
在乾隆的后妃中像嘉贵妃金氏、皇贵妃高氏都出自内务府包衣，编入满洲八旗，分别赐姓金佳、高佳。
后族抬旗赐满姓（原姓加“佳”），这并非乾隆首创，而始于康熙初年。
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关于魏佳氏的身世有如下记述“有记载说，?琰（即嘉庆）之母孝仪皇后原为苏州女伶，乃是掌管宫中娱乐的衙门升平署（该衙门当时还称之为南府，一直到道光七年才改称升平署）自苏州买来或雇佣者。
有人断言，升平署院内有一座小庙，供奉着一尊女神喜音圣母，圣母脚前一度立有?琰及其子（即道光）庙号和谥法的两座牌位。”乾隆在十年册封贵人魏佳氏为令嫔，十四年册封她为令妃，二十四年册封她令贵妃。
从这一系列的册封中，可以看得出魏佳氏愈来愈引起乾隆的重视。
在皇后富察氏去世后，这位还比较年轻又深谙宫中礼仪的妃嫔正好弥补皇帝心灵上的缺憾，颇受宠幸。而从乾隆二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一年，魏佳氏接连生下四子二女——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生育皇七女，乾隆二十二年七月生育皇十四子，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生育皇九女，乾隆二十五年七月生育皇十五子，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生育皇十六子，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生下皇十七子。１１年的时间生下六个孩子，这本身就反映出魏佳氏同乾隆关系的密切。
皇九女就是被乾隆许字兆惠之子的和硕公主。
出于对兆惠的怀念，乾隆把六岁的皇九女许字扎兰特，并在八年后——乾隆三十七年为皇九女和硕公主与扎兰特主持了婚礼。
乾隆四十五年，皇九女病逝，时年２２岁，赐谥“和恪”，额驸扎兰特在乾隆五十三年去世。
魏佳氏频繁的生育，反映出从乾隆二十年起，乌拉那拉氏基本被皇帝遗忘了。
但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皇十七子出生的年份同皇十六子之间相隔了五年，而在此之前魏佳氏几乎是一年生一个（只有皇九女同皇十五子之间相隔两年），何以会出现五年的间隔呢？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伴随着清军对新疆的开拓、回部和卓氏的入宫，及其所带来的西域风情极大地吸引了皇帝，让乾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别说乌拉那拉氏了，就连魏佳氏也被撂在一边了。
也就是说从乾隆二十五年起，皇帝已经又有了新欢。

◎“香妃”之谜　
在乾隆的４０余名后妃中，并没有“香妃”的封号。
伴随着清军对新疆的开拓，回部的和卓氏出现在京城的皇宫。
流传在新疆的传说，对香妃的“香”字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她的教名是希帕尔汗，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香得很”，另一种则认为“由于她保持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生
活习惯，头上爱戴沙枣花，身上有一种浓郁的沙枣花香”。
最先揭开“香妃”的面纱、指出香妃即容妃的是孟森先生。
关于容妃的家世，孟森先生认为“自必出于和卓之家，但若为旧和卓之女，则与大小和卓为兄妹；若为大小和卓之女，则亦不能定其究为大和卓之女，抑小和卓之女。”至于和卓氏入宫的时间，在清代的官修史书中并未记载，孟森先生认为当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之前，“盖两和卓由准得释时，以乞恩于中朝而进其女，非叛后以俘虏入朝也。妃以回部女子至中朝，为自古不通之域，高宗不以置之后宫，特营西苑中一楼，以为藏娇之所”。
在孟森先生看来，容妃同大小和卓有非常密切的血缘关系。
但《“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一文作者肖之兴却认为，和卓氏进宫在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而于善普从故宫档案中摘取的资料则证明“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新封和贵人”，而且还赏赐和贵人朝珠、金项圈、金手镯、东珠、正珠、红宝石、蓝宝石、红宝石坠角、蓝宝石坠角、万寿如意簪、花簪、葫芦簪、莲花簪、龙面簪、东珠耳坠。
在纪大椿的《喀什“香妃墓”辨误》及肖之兴的《“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两篇文章里都认为容妃的家族是和卓家族的另一支，大小和卓“是十七世纪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后裔”，容妃的父兄却是“阿帕克和卓的弟弟喀喇码特和卓的后裔”。
这两位作者一致认为喀喇码特的儿子是墨敏，容妃是墨敏的孙女。
在墨敏一支中有爵位的四人，他们分别是玛木特（墨敏长子木萨之子）、图尔格（墨敏三子阿里之子）、额色尹（墨敏第五子）、帕尔萨（墨敏第六子），问题的关键是容妃的父亲究竟是墨敏的哪一个儿子。
一种说法认为容妃是墨敏第三子阿里之女，一种说法认为是墨敏第六子帕尔萨之女。
关于容妃父系的说法尽管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墨敏的子孙都反对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叛乱，至于在大小和卓发动叛乱后容妃家族究竟迁往何处、以何种方式参与平定大小和卓所发动的叛乱也是说法不一。
《喀什“香妃墓”辨误》及《“香妃”史料的新发现》两篇文章都认为容妃的亲属迁居到布鲁特人地区（即柯尔克兹族），而当清军援助被围困在叶尔羌附近黑水营的兆惠部时，图尔格、额色尹等联络布鲁特人“攻喀什噶尔，分贼势”。
参加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参赞大臣舒赫德在奏报中也提到这一点“将军兆惠带领大兵抵达叶尔奇木（即叶尔羌）地方时，哈什哈尔（即喀什噶尔）一闻此信，大和卓木（即大和卓）带马兵三千，步兵二千往救叶尔奇木（即叶尔羌）。
小和卓木（即小和卓）带马兵四千，步兵六千，会同大和卓前来打仗，将我兵遮围三十余日。
因闻哈什哈尔所属英阿萨尔（今新疆英吉沙县）城市突被布鲁特抢掠，两和卓木俱仓促出营商谋堵御布鲁特之计。
是日晚间将军（指兆惠）带兵夺取和卓木等所筑围地方……两和卓木议称看此情形，将军必与布鲁特约定，我等难以兵力相取，不如与将军议和，或可少息三四年。
”大小和卓所说的“将军必与布鲁特约定”，其实就是图尔格、额色尹等联络布鲁特人对清军解黑水营之围的策应。
“大和卓木因哈什哈尔现在告急，只留兵二百名，其余兵丁全行撤回”。
为兆惠从黑水营突围、进而摧毁大小和卓提供了有力的援助。
而于善普的《关于香妃传说的辨伪》、《香妃像、香妃墓、香妃其人》中一再重申容妃的哥哥因反对大小和卓起兵反清把全家也迁到伊犁，“到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闻知清军征讨霍集占（小和卓）已进抵叶尔羌，容妃的五叔额色尹偕同图尔都及其堂兄玛木特，配合清军作战，平息了这次叛乱。
不管容妃家族是避居布鲁特还是迁到清军占领的伊犁，这一支和卓子弟坚决反对叛乱并参加了平叛的军事行动，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和卓氏及其亲属随同凯旋的兆惠一同前往北京，翌年二月抵达京城。
和卓氏的亲属被安排在西安门外及东四北六条“现有官房二十二间”。
他们的居住区也称作“回子营”，所谓回子营实际是隶属正白旗的回子佐领。
为了照顾跟随和卓氏入京亲属的宗教信仰，乾隆特在北京他们居住地区营建一座华美的清真寺，其建筑风格融合维汉。
和卓氏生于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年）九月十五，到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二月初四被封为贵人时已经２６岁。
如果和卓氏入宫前未婚，在盛行早婚的年代，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和卓氏到２６岁仍然待字闺中？这的确是个谜。
如果和卓氏结过婚，那么她的第一次婚姻情况，也是一个谜。
据孟森先生考证，乾隆因和卓氏“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乃不与诸妃聚居，特隔于南海最南之地。
其地又临外朝之外垣，得以营回风之教堂及民舍，与妃居望衡对宇……”乾隆把和卓氏
安置在建成不久的宝月楼（即今新华门），乾隆在二十八年就以宝月楼为题写了以下诗句“冬冰俯北沼，春阁出南城（自注楼近倚皇城南墙）。
宝月昔时记（自注向作宝月楼记粘壁），韶年今日迎。
屏文新?绿，镜影大光明。
鳞次居回部（自注墙外西长安街，内属回人衡宇相望，人称回子营。
新建礼拜寺，正与楼对），安西系远情。”此后乾隆经常以宝月楼为题写诗。
还有一种传说，皇宫内的浴德堂曾是和卓氏的沐浴场所。
浴德堂在武英殿的后面，在浴德堂的西侧有一座井亭，井口的北侧有一个水槽，水槽的北面同架起来的石板砌成的水渠相连，水渠长数米，从浴德堂后面的墙壁穿进。
在浴德堂后面的墙壁上还有一个低矮的方洞，据故宫的朋友讲可能是为水加温之处。
按照伊斯兰教的习俗，诵经前都需要沐浴，而且沐浴的水应是流动的，从石渠流入的水属于活水，的确符合穆斯林的标准。
但如果容妃住在南海的宝月楼，每天都要到宫内的浴德堂来沐浴也不现实。
更何况武英殿在康熙年间已经成为修书处，系外臣经常出入之地，再把毗邻武英殿的浴德堂作为后妃的沐浴之处也的确不合适，诚如孟森先生所指出的即使是“昏秽淫乱之君”也不会“以爱宠就浴于朝堂之侧”。
另从提水的井绳在井口所留下的十几个二三厘米的深沟来看，以容妃在宫内的２８年也很难留下如此多、如此深的沟痕。
对浴德堂西侧的水井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该处水井主要用于殿本书籍造纸，但从一些关于版本鉴定的书籍明确指出武英殿修书处所用的纸张是宣纸，并非由武英殿修书处自造。
这处水井也同容妃的身世一样神秘。
和卓氏入宫后的实际生活究竟怎样？一个在西域长大成人的女子在短短的几年能否流利地说一口汉话、能否准确无误地按照宫里的礼节行事都是一个未知数。
毋庸讳言，乾隆同比自己小２４岁的和卓氏的结合虽然充满了政治色彩，但由于乾隆能熟练地使用维吾尔语、蒙语等语言，使得他与和卓氏之间可以无障碍地进行交谈，为了照顾她的饮食习惯，乾隆还给她配备了回民厨子，专门做“抓饭”、“滴非雅则”（以洋葱为主的菜），皇帝还经常把牛羊肉、鸡、鸭、羊肚等菜肴以及回子饽饽、自来红赏给和卓氏。
对这位来自西域的妃嫔及其亲属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乾隆都予以充分的尊重。
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册封２８岁的和卓氏为容嫔，在此之前的８年间，她一直穿着本民族的服装。
从乾隆二十五年之后，皇帝的心思都扑到和卓氏身上，哪里还有功夫顾得上徐娘半老的继后乌拉那拉氏！乾隆外出巡幸、在围场的木兰秋?、去盛京谒祖陵，和卓氏经常随行左右，郎世宁所画的那幅和卓氏戎装像以及那副乾隆行猎和卓氏紧随其后的场面就是和卓氏生活的真实写照。
而乌拉那拉氏虽然贵为皇后，统率六宫，但却难得见上皇帝一面……

◎皇后断发　
乌拉那拉氏又得像从前那样忍受孤独、寂寞、凄凉，“曾经沧海难为水”，弃之如敝的日子就更难熬。
乌拉那拉氏又是个既要强又较真的女人，在进入更年期以后心绪失控，再也不能忍受被冷落的状态。
在随同乾隆第四次南巡驻跸杭州时，她愤而断发，欲出家为尼，时为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二月十八日。
按照满族习俗，只有丧夫立志不再改嫁的女子才剪发，乌拉那拉氏此举自然被视为大忌，即使对她多有关照的皇太后也不能对此乖张之举予以宽恕。
虽然乾隆并未公开废后，但在实际上已经把给乌拉那拉氏的所有册封（皇后、皇贵妃、娴妃）全部收回，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精神与肉体俱受尽折磨，于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七月十四日病逝，时年４９岁。
乾隆令以皇贵妃的礼仪安葬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实际上乌拉那拉氏的葬礼级别比皇贵妃还要低。
乌拉那拉氏的灵柩未能进入乾隆的裕陵地宫，在乾隆三十一年时入葬裕陵地宫的后妃已经有四位，她们分别是乾隆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慧贤皇贵妃高佳氏，为乾隆生育皇长子、被追封为哲悯皇贵妃的富察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
乌拉那拉氏的灵柩却被安葬在裕陵妃嫔园寝，而且也未给她修建单独的地宫，只是将其灵柩放到纯惠皇贵妃的地宫的侧位，既不设神牌，也不放置任何祭祀物品。
乌拉那拉氏所生的子女中惟一一个长大成人的皇十二子永?（生于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就成为父母情感破裂的牺牲品。
乌拉那拉氏去世时永?才１４岁，不仅失去母爱而且成为母亲断发的替罪羊，永?在如履薄冰的状况下又生活了１０年，于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去世，时年２４岁。
永?在生前并未得到任何爵位，在他死后也未得到追封。
想当年永璜受到乾隆如此严厉的斥责，但在永璜死后还是被追封为郡王的，永?却连这份哀荣也得不到，乾隆对乌拉那拉氏怨恨之深，可见一斑。
一直到嘉庆四年乾隆去世后，嘉庆才追封永?为贝勒。
皇后断发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有关乾隆私生活失德、皇帝寻花问柳以及皇后进言屡遭申斥的传言，一时间四起。
因而在私人笔记中，不乏这类记载，在《清代野叟秘记》中的就有如下一段记述“帝苦宫阃森严，遂由宫监某之献策，微行取乐，仿道君皇帝眷李师师故事焉。
时京师有妓曰三姑娘者，所与狎皆贵人，声气通宫禁，达官显宦，奔走钻营，仰其鼻息者，户限为穿。
时九门提督以私怨下令驱逐诸妓，限一日全出境，违者逮捕治罪。
于是诸乐户纷纷远移，独三姑娘若无事者……提督怒，亲率缇骑擒之，时已夜半，缇骑破扉而入，闻三姑娘伴狎客将眠矣。
提督挥军，欲入房中搜索，三姑娘徐起，隔窗问‘何事如此汹汹？若惊贵人，谁敢担其罪耶？’呼人出止之，且曰‘有凭信在此，但持去阅之，自能觉悟，幸勿悔孟浪也’。
提督得纸观之，玺文朱墨上书‘尔姑去，明日自有旨’。
乃踉跄而归。”而《野叟秘记》则把乌拉那拉氏断发一节，演义成野史小说，现择其一二“后英毅有智略，而才色稍逊，高宗颇严惮之。
既而国内无事……帝自喜功高，渐怡情于声色。
后知之，时以忧盛危明，进脱簪之戒，帝固好名，初亦容之，继乃由厌倦生恶怒，辄以它故拒谏，后不能平……高宗南巡，皇后请从，未许，后强附太后以行。
入山东境，帝忽思管仲设女闾三百事，群臣奏对，多不称旨。
有小监某者，甚便黠，知皇上圣意所在，乃言‘济南繁华，亚于扬州，欲访女闾当在此地……’高宗大悦。
至济南，小监下舟，顷之朱颜绿鬓，尽态极妍，二八丽姝，绢秀绰约，宛如一片彩云，吹落御舟……娱乐良久，帝乃择丰容秀丽，而态度不凡者约六人，留宿舟中……时帝方挟妓酣眠……突见皇后持纸却立，骇异殊甚，斥问何为。
后跪求有要务请上鉴察。
帝怒曰‘此何时也，尔将图谋不轨耶’……”由此而引发的便是皇后断发。
上述野史笔记固然不可作为信史，但它们的出现，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皇后断发的确掀起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乾隆被这股冲击波纠缠了至少有十几年。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８０年）七月，原都察院书吏严增请求乾隆册立皇后，其中涉及到乌拉那拉氏，把已经趋于平息的皇后断发波澜掀起，怒不可遏的乾隆处严增斩立决。

◎再起波澜　
乾隆在四十三年（１７８２年）去盛京谒陵，在回銮途经锦县时，锦县生员金从善向乾隆递上一份请求“立储”、“复立后”、“纳谏”、“施德”等内容的条陈，并要求乾隆应该就皇后乌拉那拉氏断发一事，向天下臣民颁一份“罪己诏”。
事过１３年，皇后断发成为热门话题……乾隆在驳斥金从善的上谕中特别强调在册立乌拉那拉氏为皇后以后，对于乌拉那拉氏所犯有的过失一再宽容，用上谕的原文就是“
其后自获过愆，朕仍优容如故”。
乾隆所说的“优容如故”同野史中乌拉那拉氏对沉湎于声色的乾隆屡屡进行劝谏、乾隆一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已经厌恶、拒谏，乌拉那拉氏为此愤愤不平的记载是基本上是吻合的。
至于乾隆指责乌拉那拉氏“自行剪发，则国俗所最忌者，而彼竟悍然不顾”之后，表示即使如此仍然对乌拉那拉氏“曲予包容，不行废斥，后因病薨逝，只令减其仪仗，并未降明旨，削其名号，朕处此事实为仁至义尽。
且其立也，循序而进，并非以爱选色升，及其后自蹈非理，更非因色衰爱弛。
朕心事光明正大，洵可上对天祖，下对臣民，天下后世又何从訾议乎！乃欲朕下罪己诏，朕有何罪而当下诏自责乎……”乾隆在上谕中喋喋不休地讲，当年立乌拉那拉氏为皇后是按照她在后宫中的地位，不是因为乌拉那拉氏年轻漂亮，到乌拉那拉氏去世后以皇贵妃的葬礼安葬她也不是因为她人老珠黄，而是因为她自己减掉了头发。
乾隆所说的只是现象，并不触及乌拉那拉氏为何要断发为尼这一最核心的问题，而金从善要求乾隆下罪己诏，恰恰是抓住这一核心问题。
至于乾隆一再标榜自己“仁至义尽”，并未削掉乌拉那拉氏的皇后名号，实际是不愿引起更大的波澜。
按照汉族的观念，废后为“圣德之累”，总是件不体面的事，而且必然要引起朝臣的一番辩论，对皇帝来说也就毫无隐私可言了。
一般说不是为了要另立一位妃嫔为皇后，任何一个有头脑的皇帝都不会轻易提出废后的。
一旦废后，乾隆与乌拉那拉氏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很可能给抖搂一个底掉。
以乾隆的精明绝不会行此下策，他宁肯让乌拉那拉氏保留皇后的名号，对乾隆来说收回这个名号并无任何意义，反正他已经不打算再册立皇后了。
十三年过去了，金从善这个书呆子，还就皇后断发一事指责乾隆私生活失德，要求皇帝下罪己诏，如果当初乾隆不对乌拉那拉氏采取“曲予包容，不行废斥”，皇后断发所引发的波澜就更加难以淡化与平息。
生活在宫廷中的妇女，绝大多数都是森严等级制度与一夫多妻的受害者。
乾隆有四十多个后妃，即使有些陆续去世，一般也要有二三十个左右，那些不得宠的妃嫔难得能与乾隆一见。
当年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就曾对宫中美女之多以及那些女性盼望得到秦始皇的宠幸而大多数终身不能见皇帝一面的悲惨境遇。
而用思想家李贽的话来说就是“男女饮食，人之大欲”！继后乌拉那拉氏落到欲出家为尼而不可得、被打入冷宫、甚至在死后连一个独自墓穴都没有的地步，就是因为她不甘于“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的命运，她向皇帝的淫威进行了挑战。
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在威严的皇权之下，也只能落得悲惨而亡的下场，即使她选择了死，也没得到应有的尊严。
无论是生还是死，她都不能摆脱无处不在的皇权……

◎不再立后　
在乾隆三十年发生皇后断发之后，乾隆晋封魏佳氏为皇贵妃，皇贵妃的地位仅亚于皇后。
魏佳氏能赢得这一封号，同她的容忍具有直接的关系。
已经在后宫生活快２０年的魏佳氏清楚，即使是皇后也要对皇帝的移情别恋心静如
水，这一点从入宫的第一天就已经决定了，她没有选择的权力，只有等待的义务……她以心平气和的等待赢得了皇贵妃的封号，赢得“摄后宫事”的权力，此时她已经３８岁。
在魏佳氏晋升为皇贵妃后一年，被幽禁的皇后乌拉那拉氏去世，皇贵妃魏佳氏已经成为后宫中名分最高的人。
尽管魏佳氏的办事能力以及待人谦和的态度都令乾隆很满意，但乾隆却不打算再立皇后，宁肯让魏佳氏以皇贵妃的身份管理后宫，也不会把皇后的桂冠赏给她。
在乾隆看来，当年乌拉那拉氏在以皇贵妃的身份摄六宫事时也是相当小心谨慎的，一旦得到皇后的桂冠竟会闹到断发的地步，谁会担保魏佳氏不会成为第二个乌拉那拉氏？他可不想在后宫中再册立一个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他自己要成为前三殿后六宫的惟一主子，绝不立后。
当年乾隆的父亲雍正在孝敬皇后去世后（雍正九年九月），并未再立皇后，而乾隆的祖父康熙在第三位皇后——孝懿皇后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去世后，在长达３３年的岁月里也未再册立皇后。
更何况当乾隆在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秘密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后，为了不流露出立储意向，也只能让永琰的母亲魏佳氏继续保持皇贵妃的身份。
乾隆本想等到乾隆六十年公布皇太子的人选、宣布退位的，再册封魏佳氏为皇后，不料秘密立储才两年，魏佳氏竟一命归天，享年４９岁。
这就使得以皇贵妃的身份摄六宫事长达１１年的魏佳氏，一直到去世也未得到本应得到的皇后名分。
也许是出于一种心灵上的弥补，在魏佳氏去世后乾隆令将皇贵妃魏佳氏的灵柩葬入裕陵地宫。
在乾隆看来，这样做不会引起臣下对立储的种种猜测，在裕陵的地宫里已经安葬了三位皇贵妃——慧贤皇贵妃高佳氏、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淑嘉皇贵妃金佳氏，而且金佳氏生有的三个儿子都健在。
从乾隆二十年到四十年长达２０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乾隆心中，还是在后宫中，最有影响的当属魏佳氏。
对魏佳氏来说最幸运的是，她在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生育了皇十五子永琰，正是由于这个儿子被乾隆立为了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嘉庆帝，她才能母以子贵，在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宣布永琰为皇太子之后追封她为孝仪皇后。
但这只是死后的哀荣，魏佳氏的阳寿同继后乌拉那拉氏一样，她们在进入更年期后，身体、心理都发生巨大变化，是需要得到关心照顾的时期。
可在现实中他们见不到丈夫，而儿女也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在空荡荡的宫殿只有独自品味着孤寂。
尽管是锦衣玉饰，魏佳氏同那拉氏竟然都在４９岁撒手而去，看似偶然，实际并不偶然。
“一闭上阳多少春”“一生遂向空房宿”，的确写出紫禁城中绝大多数女性精神上的痛苦，不管她们是敏感的还是麻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