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革命史上的女子“敢死队”

奇闻趣事 2023-12-06 16:39www.198689.com奇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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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起义成功后,清廷命令袁世凯部署北洋军围攻武汉、南京等地,驻守汉口的革命军遭到猛烈攻击,局势严峻,这期间南方诸省纷纷宣告独立,广东军政府决定组建北伐军支持武汉、南京方面的革命军队,任命姚雨平为总司令,统率八千人浩浩荡荡地从广州出发,向南京开进。队伍中,有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女子军队,她们个个戎装披挂,肩上、腰上佩戴着长短枪,身上挂着炸弹,一路上威风凛凛。围观的民众不禁感叹“女人也出来造反了,世界变了。”

  两位队长是炸弹“科班”出身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武昌文华学堂女学生曹道新向国民军第二标管带要求参军,得到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准许——“仰该女生自募女生一队,斯时可谓战事之后援”,女志士吴淑卿也向黎元洪递交投军文。组建女子军队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一夜之间,女子革命军、女子尚武会、女子暗杀团、女子先锋队、女子敢死队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竟跟随援鄂大军“北伐”到了南京,随后又赴徐州前线参加了着名的“宿固”之役,名噪一时。

  1911年12月,广东军政府发布征兵告示,组建“广东北伐军”,邹鲁、高剑父等人发起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又称广东女子炸弹队、女子敢死队)。消息传来,从港澳学习回到广州的徐慕兰、宋铭黄、黄扶庸、赵连城、余琼玉、许剑魂等,兴奋地报名加入,共招募了三四十人,其中1/3奇技网以上是来自香港实践女校的教员或学生,这所女校是同盟会在港的主要机关之一。

  徐慕兰、宋铭黄年长,被推举为队长。徐慕兰是当时“同盟会徐氏三姐妹”之一(另两位是其妹徐佩瑶、徐宗汉),长时间以中年富家少奶奶身份作掩饰投入革命活动。黄花岗起义前夕,她同儿子李应生、李沛基负责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传达信息和购买、运输炸药,李沛基更曾成功炸毙清廷广东将军凤山。宋铭黄则利用在女子缝纫学校担任教习作掩饰,与学生们秘密印发传单及运送军火,她还与潘达微夫人陈伟庄等乔装出嫁的新娘,来往穗港之间,偷偷将军火运进城。她和“支那暗杀团”的副团长高剑父一起研习炸弹制造,参与了黄花岗起义。

  队伍中也有不少来自封建家庭,如学员黄扶庸出生于官吏家庭,为了反抗逼婚,参加了同盟会;梁国体为逃避父母安排的“盲婚”离家出走,来到实践女校读书并加入了同盟会,西环金铺老板宠妾郭玉生、陈李济药商寡妇麦兴华等,都参加了实践女校的革命活动。

  “花木兰”身挂炸弹威风凛凛

  “北伐女子队”初期驻于广东省城河南(今海珠区)同德里,宋铭黄等人变卖财产筹集开销,后广东都督胡汉民拨了一笔6000元的款项予以资助,解决了经费问题。女队员们统一穿白衣裤或湖绿衣裤,每天到广州东校场先练习兵操、队列,然后开始训练刺杀、骑术、射击和投掷炸弹等项目,被当时周围的群众誉为“今之木兰从军”。有意思的是,由于一些女队员是富商的寡妇或出身富贵之家,有时也可看到“女子队员练习打靶时有多名随佣仆人跟从”的奇特景象(《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2月13日)。

  1912年1月广东北伐军向南京开进,仓促训练完毕的“女子北伐队”分两批随军前行,邹醒民、陈振权、陈惠权、黎兴汉、赖军华五位女战士出发;不久,徐慕兰、宋铭黄、邓慕芬、黄扶庸、许剑魂等20余位女队员亦随军赶到前线。

  女队员个个身着戎装,肩上、腰上佩戴长枪短枪,两位炸弹“科班”出身的女队长不知从哪弄到炸弹,每位女队员身上挂着几颗炸弹(当年炸弹还算是稀罕的玩意),威风凛凛,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围观。各地的革命政府对这支特殊的女子队伍也是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2月,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率军在宿州车站与清军激战,女队员们奔赴前线,其中邹醒民一马当先,“始终在第一战线上,猛勇无比,敌败,同大队追至四十余里,皆在前队。”

  女子从军一时风头无两,军队中甚至出现了选举女子作为领袖的提议。1912年2月,广东协字营标统余玉亭因公身故,其部下以“林三妹在高州协夫成功,平时最得军心”为由,推选余妻林三妹继任,这个提议得到了所部三营内八九百人的赞同,但也有六七百人反对,两队人马互有龃龉,终于酿成大规模械斗,以至于军政府及各军队均派大队到场弹压。

  由于女子军队声名鹊起,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乘机浑水摸鱼,他们假借招民军女子队为名,煽惑15~30岁的年轻妇女贩往外洋为娼,广东都督府为此特意发出警告,报刊也提醒市民“妇女从军须要仔细”。

  昙花一现,女同盟会员自沉鼎湖山

  正当“女子北伐队员”准备大干一场时,1912年4月“南北议和”,清廷退位。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南方武装,女子北伐队也自动解散,前后只存在了不到5个月。一些女队员感叹出发时抱着“马革裹尸”的决心,可到了前线发现竟是“春郊试马”的闲适。队员黄扶庸从南京回到广州后,曾在信感叹中“此行北上,一事无成”,许剑魂也称“自出发以来,到徐州山东交界,便知和议告成,此行竟成虚负。”

  此后,徐慕兰等投身于妇女反封建压迫的教育工作,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走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的女子北伐队队员回来后,生活地位没有什么改变,有的甚至沦为娼妓。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龙济光入粤,大批捕杀同盟会会员,原北伐队的许多女队员都避祸离开广州,分散各地。其中两位女队员、也是同盟会会员的黄扶庸和邓慕芬一起逃至香港,感怀身世,彷徨苦闷,黄扶庸曾写信给好友赵连城叹道“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1914年12月,二人在肇庆鼎湖山上沉于飞水潭,这一幕悲剧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震动,港澳报纸均发文致以哀悼。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女队员们缺乏相关政治经验、军事素养和卫生专业知识,有的人连枪都拿不动,但依然勇敢地踏上征途。女子军队的出现扩大了女性施展才能的舞台,也提升了女界的声望,使得世人看到了现实版的花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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