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致命生化：日侵略者在中国“无毒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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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7月7日，八路军新十旅三十团奉命攻打山西省寿阳县的一个日军据点。趁着夜色的掩护，八路军秘密接近了日军据守的碉堡。由于在破坏铁丝网的时候被日军发现，我军只能改偷袭为正面攻坚。

　　正当八路军战士前仆后继，冲到碉堡旁边准备架起云梯时，日军从碉堡里丢下一个冒着浓烟的绿色罐子。战士们被这股怪烟熏得不停地打喷嚏、流眼泪，暂时丧失了战斗能力。日军趁我军混乱之际，重新组织防御，最终八路军在付出相当惨重的伤亡后，仍然没能攻陷这处日军据守的据点。这一战中打乱我军攻坚节奏的怪烟，就是日军称为绿色剂的催泪性毒气。

　　最落后却最疯狂

　　在二战中，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三个轴心国罪魁，都曾经使用化学武器犯下大量反人类战争罪行。作为使用化学武器犯下最邪恶罪行的国家，日本在化学武器方面的水平，远不如英法美，也不如德意。，凶恶的日本兽军，却仰仗列强陆军中最落后的化学战技术，对技术更落后、几乎毫无化武防御能力的中国军民恣意杀戮，横行一时。时至今日，遗留在中国各地的大量化学弹仍是军国主义留在中国大陆上的毒瘤，可谓是流毒深远，罪恶罄竹难书。

　　在从一战欧洲战场取得相关情报后，日本军方立刻开始了围绕毒气的装备研究。化学战并非简单释放毒气而已，它包含化武检验、消毒、保护、毒气制取、储存和运输、战场毒剂撒布以及相关的气象学和生化医学等大量研究。

　　由于日本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特别是化工技术落后，直到昭和6—12年（1931年—1937年），日本陆军才初步建成一个完整的化学战装备体系。

　　1925年，《日内瓦公约》明确禁止各国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日本一方面在国际上公开支持这一条约，另一方面却在寻找机会试验新研制的毒气武器。1930年10月27日，台湾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起义”，时任日本驻台湾军司令渡边锭太郎立刻向陆军大臣宇垣一成提出使用装填糜烂性毒气的航空炸弹和山炮弹来镇压起义。虽然日本陆军省为了顾及在国际上的声誉，不得不下令禁止使用糜烂性毒气，，贼心不死的日军还是在11月14日将300发装填催泪毒剂的甲三式弹运到台湾。在此之前的11月8日，日本航空部队向起义者控制区投下了多枚航空毒气弹。

　　镇压雾社起义是日本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化学武器，连日本研究者都承认，丧心病狂的日军根本就是在用毫无反抗能力的台湾原住民当作测试化学武器的“活体实验品”。在11月18日的攻击中，日军连续发射了100多枚装填催泪毒剂的山炮弹。前线的日军炮兵和步兵认为这种炮弹的效果是“不明确的”。这一结论立刻引起了日本陆军高层的关注，日本国内负责化学战技术研究的陆军学校还专门围绕镇压雾社起义行动中化学武器的效果开展了专题研究。

　　随着日本在化学武器研究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日本陆军逐渐装备了包含催泪、呕吐、窒息、血液中毒和糜烂性在内的五大类化学武器。为了使部队能够区分，特别是为了让缺乏足够化学知识的普通士兵准确地识别各种化学武器的杀伤效果，日本陆军根据化学武器的作用性质，为其授予了相应的色标，其中催泪为绿、呕吐为赤、窒息为蓝、血液中毒为茶色，伤害性和残酷性最为可怕的糜烂性毒剂为黄色。

　　根据日本老兵记述，大部分基层军官根本弄不清颜色各异的毒气筒中到底装填着什么。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陆军官兵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另一方面也缘于日本陆军的化学武器库更新得过于频繁。例如1937年，日军在糜烂性毒剂中增加了路易氏气，所以1931年装备的芥子气系黄号便改为黄1号。芥子气也有不同种类，例如所谓黄1号丙型毒气，就代表能够耐受东北严寒的不冻芥子气。

　　化学武器的生产

　　实际上，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在化学武器研究方面，几乎是齐头并进的。日本海军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便建立起自己的化学武器研发机构。1922年负责日本海军兵器研发管理的舰政本部与日本陆军签订协议，要求陆军共享化学武器方面的情报和技术。1923年日本海军技术研究所设立了化学武器研究室。在二战期间，日本海军将化学武器称为“特药”，战争后期日本海军将“特药”扩大到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范畴，例如海军的病毒武器就被称为“十一号特药”。

　　虽然二战期间，日本海军和陆军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互相拆台，但唯独在化学武器方面，日本海陆军表现出了“狼狈为奸”的默契。战时担任日本海军技术研究所化学武器研究室主任的金子吉忠，战后在他的《海军化学武器》一书中承认“虽然海陆军间的不和是极为有名的，但毒气武器开发部门之间却是相当亲密的。”日本面临战败时，日本海军一度准备将化学武器装备在自杀小艇和自杀飞机上，在1945年4月1日成立了对外称为“第101事务所”的海军化学战部，这个部门始终由海军大臣亲自控制。不过，由于盟军进展迅速，日本海军的毒气武器最终没有得到作恶的机会。，在化学武器的生产过程中，这些原本计划被用来杀害反法西斯战士的武器，却成为一大批日本人的噩梦。

　　从1938年开始，日本海军便设计了分别为30公斤和60公斤的两款航空毒气炸弹。其中60公斤型航空毒气炸弹装填有杀伤性极强的糜烂性化学战剂，日本海军内部称之为“三号特药通常弹”。随着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在中国和太平洋战场被中美两国陆军屡次重创，日本海军又研制了一种重达3公斤的血液中毒性毒气手榴弹，准备用于攻击中美盟军的掩体甚至坦克装甲车辆。但随着美国海军航空兵和美国陆军航空队联合对日本本土的各兵工厂发起攻击，日本海军在1944年紧急停止了毒气弹的生产，并要求将所有毒气弹妥善掩埋。事实上，因为美军空袭以及生产事故，负责毒气弹生产的日本海军相模工厂中有上百名工人先后出现过中毒症状。

　　与海军相比，日本陆军负责制造毒气弹的工厂规模更为巨大，导致的伤亡事故也更为惨烈。1927年7月6日，日本陆军决定将广岛县竹原市忠海大久野岛作为毒气生产中心。大久野岛四面环海，岛上空间狭窄，居民众多，根本不适合作为化学武器生产地点。日本陆军却看上了大久野岛偏僻闭塞的位置，认为将化学武器生产厂设在岛上便于保密。据说，正是出生在竹原市的通信大臣望月圭介专门向时任陆军大臣的白川义则推荐了大久野岛。此后日本陆军强行将大久野岛划为禁区，导致这个岛得到了一个“地图上消失的海岛”的外号。

　　大久野岛更广为人知的外号是“毒之岛”。日本投降后，担任竹原市保健所所长的中村照彦登上大久野岛。他惊恐地发现，“空地上散落着存有硫酸、硝酸和其他化学原料的容器，空气中弥漫着带有极强刺激性的恶臭。”为了净化大久野岛的空气、土壤和水体，驻日美军派出大批专业防化部队，投放消毒剂，使用火焰喷射器焚化毒剂。即便如此，直到今日大久野岛地表以下4至5米的土壤中砷含量仍然是正常值的数百倍。

　　据战后统计，日本陆军一共在大久野岛生产了6616吨毒剂，前后强制征召甚至绑架了约6500名当地百姓进入化学武器工厂工作。这些人的生产条件极为恶劣，有幸存者回忆，整个车间经常弥漫着成分不明的白烟，所有人的皮肤都惨不忍睹。战后共有4500名曾在大久野岛化学武器工厂工作过的人员因为长期接触毒气而染上肺炎、慢性支气管疾病甚至癌症。根据日军资料，大久野岛生产的毒气中绝大多数并没有运往中国。那么日军在中国使用的化学武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毒剂大多是在中国的沦陷区制造的。1940年，关东军在原辽阳火药厂内建立了一条月产75公斤芥子气的化学武器生产线。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抗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沈阳、南京和济南，分别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化学武器生产厂，这些工厂日夜生产用于荼毒中国抗日军民的化学武器，供应到日军的第一线部队中。而这些化学武器生产厂所需的原料，则是由日本国内的一大批民间企业以化学原料甚至是医用原料的名义生产并运输的。例如住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日本燃料制造株式会社、日本化学株式会社等企业，都曾经在明知用途的情况下，向日本陆军供应各种生产化学武器所需的化学原料。

　　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化学武器

　　在日本陆军战前设想的化学战部队编制中，最基层的单位是野战瓦斯小队，独立作战单位一般是野战瓦斯中队，分为配有独立货车后勤组的甲部队和用于崎岖山地以及其他不适合车辆通行地区的乙部队两种。甲种野战瓦斯中队拥有自己的货车后勤组，自持能力极强，外出作战最大能携带20吨左右的漂白 粉和毒剂。

　　甲种野战瓦斯中队全中队有157人，除中队部外分为3个小队，小队又分为4至5个分队，理论上一支野战瓦斯中队甲部队将装备10套九四式化武战车，拖车配置撒毒车和消毒车比例需要根据战场情况和任务临时确定，还有28台轻重检毒设备，18支手持式撒毒器，30至54支手持式消毒剂撒布器，日本称为“九五式消函”。

　　乙种野战瓦斯中队主要作业环境是山地，不配备车辆，全部以骡马代步和运输，人员数量185到319人（后一个数字是计算了马场和其他后勤人员），也为三小队，4到5分队的编制，全中队拥有28台轻重检毒设备，手持式撒毒器100支，“九五式消函”30支。

　　日军瓦斯中队的第一次作战，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的首都东京。1936年2月26日，“二二六事件”爆发。为了能够尽快消灭兵变部队，日本陆军要求习志野学校派出携带所有化学战装备的“练习中队”。

　　据说当兵变部队看到装有化学武器的九四式轻装甲车时，很快打出了白旗。但此时心急的九四式轻装甲车组已经发射了数发绿筒发烟筒，结果刚刚还举枪准备对射的兵变部队和镇压部队一起开始四散奔逃，深恐吸入催泪毒气。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陆军迅速开始了野战瓦斯部队的编组工作，到昭和13年（1938年）9月，日本陆军向中国的华中和华南派遣了第一批野战瓦斯中队。由于属紧急编组，各中队的人员和装备大多不够齐备，尤其是各类物资准备不足，最短的仅进行了4个月作战就因为物资耗尽而丧失了作战能力返回日本，支撑最长的一支野战瓦斯中队在中国待了22个月。

　　随着野战瓦斯中队撤回日本国内，日军改用空投航空毒气炸弹以及发射毒气炮弹的方式，对中国军队进行毒气战。1939年4月23日，八路军120师对齐会附近的日军发动围歼战，下午15时，日军始终不能突破我军在齐会附近的防御，兽性大发，使用毒气发烟罐，后用装填催泪性毒剂的毒气炮弹向我军控制的大朱村等地疯狂射击。当时120师师长贺龙正带领师部在大朱村指挥作战，也因为吸入毒气而出现中毒症状，整个司令部有近30人中毒。日军释放毒气确实一度影响了八路军的围歼作战，导致双方陷入惨烈的胶着战中。直到25日夜，我军才最终将这股总数达700多人的日军全部歼灭。

　　由于日军毒气杀伤性较强，对中国军队心理上形成了一定压力。无论是共产党控制的地方八路，还是国民党方面指挥的杂牌甚至嫡系中央军，在1942年以后曾出现过将日军释放的无毒烟雾判为毒气，导致军心动摇，甚至在未得到命令前擅自离开阵地的情况。，随着战斗力的下降，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几乎到了“无毒不战”的程度，他们在攻击中依靠发射大量毒气弹来削弱中国军队的防御，在遭遇围攻时动辄释放毒气，试图以此来迫使毫无防化能力的中国军队放弃围攻。

　　中国军队针对日军的化学武器做了不少反制工作。国民政府兵工署在西南利用各种物资，设计制造了一批防毒面具和检毒设备。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军民，则因陋就简，想出了“手榴弹驱毒”“碱水/尿液吸附毒剂”等“土办法”。，海外华侨和国内的有识之士也多方为中国军队筹措化学防护装备，例如抗战爆发之初，杜月笙就曾向八路军赠送了1000支防毒面具。

　　，中国军队在战争期间，也针对日军的化学武器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抗日军民通过日军疯狂使用的毒气，从中看透了侵略者色厉内荏、困兽犹斗的本质，明白日本兽军无论如何挣扎，都难逃覆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