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屠华事件】印尼排华事件

原标题:半个世纪前那场屠杀,道歉和反思为何姗姗来迟

这几天,一场在印尼召开的座谈会,把公众的眼光带回一段尘封的历史。4月18日和19日,在印尼政府的支持下,这场讨论1965-1966年“反共屠杀”的座谈会在雅加达举行。这也是印尼政府允许公开讨论60年代那场惨烈的屠杀。

这一路,走得很艰难。

历史

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1945年,印尼独立以后,总统苏加诺采取平衡政策,利用印尼共产党和军方相互制衡。1965年,苏加诺病重,印尼共产党趁机发动政变,但军方将领苏哈托迅速反扑,在挫败政变的实际掌握了政府权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军方对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肃反运动——虽然并无官方权威数字统计,但普遍认为,在这场清洗中(印尼杀华人事件),共有超过50万人丧生,其中超过30万是华人,也有超过10万人未经审判入狱。

很多语境中,这场屠杀被贴上“反共”的标签,历史的真相往往不掌握在历史的解释者手里。如果仅仅将这场悲剧其视为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权利的扩大化斗争,那么很多历史细节将无从解释——比如,为何运动从有组织的清洗变为无序的屠杀?为何华人成为了屠杀中的首要目标?在印尼独立以来,持续到1998年的排华历史中,1965年是否只是一个偶然?

当我们细细探究这些问题,就会发现藏匿在历史最隐晦角落的东西,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隐痛。

对于排华的历史,印尼政府一直讳莫如深。座谈会后,印尼官方表示将会给出一份声明,具体的措辞还在研究之中。尽管官方已经承认1965年是“黑暗的历史”,但印尼在上个世纪的整段排华史要得到正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

那么,排华何以成为印尼近代以来那块最隐晦的伤疤的呢?

概念

新贵与贱民的概念,是汉娜·阿伦特在《集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概念,用以解释二战时期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社会原因。她描述了犹太人作为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掌握着大部分的金融和商业资本,但又因为民族国家的缺失和部分地区政治体制的不健全,在政治权利上非常虚弱的状态。

这种处境与1945年以后的印尼华人非常类似。早在殖民时期,荷兰人控制着印尼国民经济的命脉,掌握着现代工业;而印尼土著民族则大多从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夹在中间的华人,充当起了中间商的作用,大多从事轻工业和商业,沟通二者。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荷兰人试图重新统治印尼尝试的失败,西方经济大幅度退出本土,留下了巨大的经济权力真空。

在这种背景下,虽然印尼政府迅速将交通、采矿等支柱产业收归国有;,还以发展印尼土著族裔的产业为名,禁止了华人在乡镇开办零售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等商业权利。但华人凭借殖民时期积累的经验和资本,在国民经济的数量上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优势。60年代,只占印尼总人口2.6%的华人,控制着印尼社会70%的财富。

由于印尼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在社会中占据经济优势的华人并没有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1958年,军方发动叛乱,华人办学、办报的权利被大幅度限制。1965年之前,虽然三分之二的印尼华人都取得了印尼国籍,华人始终无法融入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之中,文化也难以被接受。

在1965年军方正式掌权以后,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不平衡愈演愈烈。在苏哈托统治的30多年里,印尼一直实行“集权制下的自由经济”,军方利用专业集团党在议会进行统治,华人政党被解散,不能参与高层决策。华人只能通过社会联系广泛的工商业领袖与当权者进行协商,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甚至连就业、入学上也有诸多限制。

政治地位的低贱,并没有损害华人在社会经济中的强势。苏哈托上台以后,利用华人在经济领域的优势发展印尼经济,尤其是70年代中期,印尼鼓励华人华侨发展制造业,赚取了大量的外汇收入;8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为了吸引华资进入社会建设领域,政府对华人企业给予了更多的自由政策;90年代初,华人占据了70%奇技网以上的大型制造企业,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超市零售业、私人金融业。

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极度不平等,造成了印尼政府和印尼社会对华人的扭曲心态。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便给华人充分的自由,生产源源不竭的社会财富。1998年的“五月暴乱”,则暴露了这种榨取华人财富的方式后面巨大的社会危机。当1997亚洲金融风暴来袭,印尼社会便用更为直接的暴力来谋求财富的迅速再分配,对华人打砸抢烧这种疯狂的形式,宣告了三十年来印尼畸形的华人政策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