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后方为何流行“抗战夫人”？

绝望与无常，使抗战夫人盛行于大后方

所谓抗战夫人，又称战时夫人，所对应者，乃是滞留在日占区的原配夫人（时人称之为沦陷夫人）。作家王鼎钧亲历过抗战八年。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王对抗战夫人这一现象的流行，有很深刻的理解

大后方的八年比后来在台湾的三十多年难挨。台湾后来有酒家歌厅，电影电视，后来有吃喝玩乐，旅行出国。抗战时期的后方只有煎熬，没处转移，没法麻醉。有些男人说，谁知道抗战哪一天胜利？到那一天，也许我早已战死了，炸死了，得猩红热得战争伤寒病死了，索性再结个婚吧，虽然在老家有发妻。女的想，谁知道抗战到哪一天才胜利呢，也许在胜利之前，我已经被日本兵强奸了，管他呢，嫁给他！这就是出现了千万抗战夫人的心理背景。①

杀戮与破坏，刺激人心的脆弱；绝望与无常，拷问生命的意义。漫长的战争看不到尽头，颠沛的客居日趋一日艰难，新恋情成为许多人熬过乱世的一根心理上的稻草。这些新恋情，大多选择绕开法定手续，如在报纸上刊载同居启示的方式（也有正式举行结婚仪式者，但连同居启示也无者更多），宣布事实上的结合。学者岑家梧自民国三十一年（1942）十月起，逐日搜集贵阳中央日报及贵州日报的婚姻广告，1944年，岑自贵阳转赴重庆，由三十四（1945）年一月起，又改搜集重庆大公报的这类广告，直至抗战结束。据岑的统计分析

男女同居，在平时系不名誉之举，公开登报声明，绝无有之。战时因夫妇分处日久，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既欲解决当前两性问题，又不欲置原配偶于不顾，所以只好建立伪组织，而伪组织的建立手续，便是在报纸上登载《同居启事》。此种广告，自三十一年（1942）十月起至三十三年（1944）三月止，每天都有，最多的一天是十六条。战时有了这种同居关系，战后便发生了所谓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的问题了。②

贵阳一地两份报纸之记录已然如此，整个大后方伪组织的普遍性不难想见。《同居启事》风行报端，显见一份新感情，对颠沛困顿中看不到曙光的乱离人而言，是多么重要的慰藉。但另一方面，心理脆弱期里过于轻率的结合，也往往难以长久地维系。比如，1939年，昆明地方法院只受理了8桩婚姻纠纷；1943年却受理了541件之多。1942年，学者陈定闳也在文章中统计分析

战时婚姻的急促、苟且而致婚姻不满而离婚者，也数见不鲜。笔者尝分析报上离婚的告白二百余件，大约有二分之一是结婚一年左右，皆是战后才结合的，这种婚姻来得容易自然也散得快。③

陈定闳的统计，虽然仅包括履行了法定手续的结婚者，但亦不难推想那些仅发表了《同居声明》，以及连《同居声明》也未曾发表的伪组织，其结合与分离情形，自然要比履行了法定程序的结婚者更为随意与自由。时人也深知这种《同居启事》对伪组织并无任何保障，对其盛行怀有深深的忧虑连法定的手续也一概忽略了，登登报便同居的作风大为盛行，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忽略，因为既不经过法定手续，没有保障与维系，家庭破裂，随时可能④

学者陈达抗战期间随校内迁，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据他记述，当时政府面对抗战夫人的法律地位问题，常以家属二字模糊处理

内政部近处，有临时家庭，俗称伪组织。大致因夫人在沦陷区，丈夫与本地女子恋爱，发生夫妇的关系组织家庭。此女子不能填妾，因自民国十八年《民法》公布以来，妾无法律地位。此女子既与丈夫同居，并永久共同生活，可填家属。调查员至某宅，老妇在家，调查毕，老妇领调查员至一旁屋，起竹帘曰我家尚有宝贝。调查员视之，见髫龄美女。老妇问曰如何填法？答曰家属。调查员问曰担任哪样职务？老妇曰宝贝只会吃饭，没有职务！⑤

军事前线，地方军阀多默许部下置办抗战夫人

大后方的抗战夫人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前线军队之中。对很多地方军事派系领袖而言，维系下属将领对自己的忠诚度的重要法宝之一，就是默许其置办抗战夫人。这种现象，曾引起中央军将领如陈诚等人的猛烈抨击。如1943年1月，桂系大别山根据地被日军攻破，安徽省府临时所在地立煌亦被焚毁。陈诚在日记中愤怒写道五战区大别山失败之原因，在干部个个（班长奇技网以上）有钱，班长奇技网以上均有临时家庭，该部前军长张义纯并有只要敌人来五战区，无不败之理之语，今已验矣桂系万恶、万恶！⑥其实呢，中央军也不能免俗，如驻滇远征军中下级干部娶抗战夫人的情形同样颇为严重。

军统局是抵制抗战夫人最力的军事部门。几乎所有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军统人员，都曾就此事在文史资料中猛烈抨击过戴笠，指责其残暴分离下属家庭，不近人情。如据黄康永回忆，1940年戴笠曾下达手令，凡有家属在重庆的特务，都要把家属迁回老家，至少也要离开重庆，理由是有家属在身旁就不能安心工作。⑦翻查沈醉1949年以前的日记（非1949年后写的文史资料），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记载。仅以1941年部分日记为例5月5日，沈醉记道在局本部纪念周中，老板（笔者注戴笠。下同）特申述非常时期之责任与意义，并以严肃本身生活相劝勉。世瑞（赵炎五）及外训班史副主任（史泓），为了女人问题更被骂得一塌糊涂。独身男子真要当心些呵！6月11日，赵记道局本部巨头缉私总署副署长赵炎五，近被老板免去本兼各职，原因是为了要讨小老婆。8月22日，沈醉记道临时想着今天下午四时开重要会议而停止，但结果亦没有开会，原因是处长太太进了城，老板决心要疏散眷属。9月1日，重庆已半年多了。在老板疏散家眷的命令下，太太们都变成了阻碍团体工作发展的罪人，我要为此而鸣不平了！妻是决没有来重庆的资格⑧（至于坊间传闻戴笠个人私生活如何糜烂、情妇如何众多者，乃是伪史，具体见考证一、考证二、考证三）

在重庆中央政府的立场，一方面不能允许军中抗战夫人盛行；另一方面还要防范普通士兵的妻子另寻抗战丈夫，以稳定军心。据《出征抗敌军人婚姻保障条例》，军人出征期内，其妻不得请求离婚；出征期内，其妻与他人订婚者，婚约无效，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其相与订婚者亦同。其妻与他人重行结婚者，撤销其婚姻，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其相婚者亦同。但该法令并不能完全阻止生活困顿的军属通过寻找抗战丈夫来改善处境。

抗战胜利，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爆发战争

抗战八年，究竟有过多少抗战夫人、抗战丈夫，从来没有过完整的统计数据。1947年《现代妇女》杂志上的一篇报道称在此八年抗战期间在重庆的官员已经别娶抗战夫人者不下二、三万人，这二、二万的抗战夫人，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太太；在全国各战区的前线，至少有数十万的临时太太，她们只是当地驻军官长们的临时泄欲器。⑨这不是一种严谨统计的结果，甚至也算不上严谨的报道事实上，并不仅政府官员和军队长官拥有抗战夫人，文化人（如田汉、郭沫若）乃至一般公务员、普通工人等，很多也有抗战夫人。这些抗战夫人中的绝大部分，也并非男性的临时泄欲器。但抗战胜利时，抗战夫人确实已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伦理问题（因社会风俗的缘故，抗战丈夫问题往往由当事人私下解决，很少引起舆论的关注）。早在1944年，就有学者提醒当局战后的法院里恐怕要充满了伪组织的案件，国家若想依法办理，最好多设监狱；否则预先要在立法上或法律的解释上准备下一个补救的方法。⑩

最有名的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之间的战争，发生在海军上将萨镇冰的侄孙萨本驹身上。萨本有夫人陈季政，参加抗战工作期间与女同事史璧人发生感情结成抗战夫妻。1946年，检察官以重婚罪对萨、史二人提出公诉。一审判决二人有期徒刑四月，缓刑两年，并处以罚金若干。二审撤销罚金，仍维持了两年缓刑，若二人仍有通奸行为，则执行一审的有期徒刑四月。但抗战夫妻牵涉甚广，法庭亦未敢明确就萨、陈、史三人的婚姻纠葛做出明确的结论。于是战争又继续到次年8月，三方才达成协议，由萨氏付给陈氏3亿元生活津贴，换取萨、陈的正式离异。（11）

战后舆论，对抗战夫妻大多持义正词严的斥责立场。如，卜嘉在评论前述萨、史案时，对抗战夫人一词就极为排斥，认为是在巧立名目，欲将通奸罪行美化为心照不宣的正当合法事情，在卜氏看来，在许多所谓抗战夫人案子中，有许多主角（放纵的男子）即使不抗战也要与人通奸的。（12）再如，1945年《女声》杂志举办抗战夫人问题座谈，与会的欧阳美容女士，也拒绝体谅现实对人心所造成的伤害大半娶抗战夫人的人，都有一种不健全的观念，以为战事的结束，遥遥无期，糟糠之妻既无团聚的希望，不如另组家庭，这种缺乏抗战必胜信念的心理，大有汉奸心理的嫌疑。（13）这样明确的立场，不能说错；但数千万乃至过亿西迁难民（14），八年间所承受困顿与绝望，那巨量的心理创伤，也在这明确的立场中，被一笔抹消了。1945-1946年间的乱象之中，生不出体谅与理解。

抗战胜利，政治上的伪组织全部消亡；家庭中围绕着伪组织的战争正式打响。此类案件一度成为战后律师事务所的核心业务。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大赦令，鉴于抗战八载，艰苦异常，民不安生，易触法纲，显与平时情形不同，凡犯罪在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其最终本刑为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均赦免之。因犯通奸罪遭起诉的抗战夫妻，亦全部免予起诉和惩处；惟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的夺夫战争仍在继续。及至1949年，这场巨大的伦理创伤，未及痊愈，又被更巨大的鼎革洪流所淹没。

在今天，抗战夫人已是一段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但它是绝不应该被忘记的，它的存在提醒后人八年抗战，民族所经受的苦难，绝不仅仅在于肉体的折磨与生命的消亡，精神和心理也同样深受重创。

注释

①王鼎钧，《怒目少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P174。②岑家梧，《从婚烟广吿观察中国战时婚姻问题》，《社会建设月刊》1948年第7期。③陈定闳，《战时家庭问题》，《妇女月刊》1942年第4期。④姚传钰，《战时家庭的问题与战后家庭的建设》，《妇女共鸣》，1943年第11-12期。⑤陈达，《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商务印书馆，2013，P285。⑥国史馆，《陈诚日记》，1943年1月16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P411。⑦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⑧《沈醉日记》，收录于《沈醉回忆作品全集》第四卷。⑨韩学章，《抗战夫人与沦陷夫人》，《现代妇女》第8卷第4期，1947年。⑩王政，《家庭新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P68。（11）陈雁，《性别与战争 上海1932-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P251-252。（12）卜嘉，《所谓抗战夫人》，收录于《拟情书》，卜嘉/著，真善美图书公司，1947，P57-58。（13）《抗战夫人问题座谈》，《女声》1945年第24期。（14）抗战八年人口迁徙数量，学术界有很多说法。陈达估计战时内迁人口约1400万；孙本文认为战时内迁难民在3000万奇技网以上；陆仁民估计达5000万之众；张公权认为到1940年，逃往大后方的民众高达1.8-2.3亿。张根福则根据行政院救济署的战时损失调查档案，认为调查结果显示，战时各省市难民及流离人民总数为9500多万人，抗战时期中国人口的迁移数量当在1亿奇技网以上。参见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 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P38-40。